正文
身份认同与参与抗争的行为这两个概念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因果联系的问题，也就是说，究竟是先有身份认同然后再有参与抗争的行为，还是先有抗争行为然后才出现身份认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先弄清楚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过程与行动动员(action mobilization)过程两者之间的区别。在集体行为出现的过程中，这两种机制都很关键。共识动员涉及社会运动在观念方面的传播，而行动动员则涉及从支持者到真正的参与者之间的转化。身份认同过程在这两种机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面的章节中，笔者主要论证了身份认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共识动员，身份认同的动员与抗争行为的参与之间可以彼此强化。
不同的行为体会在社会上传播不同的观点。无论是运动组织还是反运动组织，都试图说服人们相信他们的观点。在呼吁实施行动时，组织的传播力量比较强大，组织的观点很容易得到民众的共鸣，即便民主对该组织并不认可。
实际上，每一次抗争出现的核心原因都是因为某一群体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时候，号召进行抗争的组织无法向民众提供必须参加抗争行为的充分理由，但由于民众因不公正的待遇而受到的屈辱推波助澜，他们就有了参与抗争的理由。也就是说，他们越感到自己的群体或者自己的原则受到了威胁，他们参与抗争、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准则的动力就会越强。这种利益和准则既与工具性动机有关，也与意识形态动机有关。工具性动机是指人们认为参与抗争是一种能够改善群体境况的工具。这里涉及工具的效力(efficacy)问题，效力是一种信念，是人们相信集体行动能够产生效果，它是工具性动机的关键因素。而意识形态动机则指当群体的价值观和群体的原则受到侵害时，群体成员就会参与到抗争的行为之中。如果说工具性动机引起民众共鸣主要是因为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那么意识形态动机则更强调民众的价值观受到了违背。假设当人们认同组织时，组织的号召能够获得更大的反响，那么在社会运动组织内部，认同该组织的个体成员数量就越多，其动机就越有可能与该组织提供的抗争框架产生共鸣。群体身份是一种具有相似性的认知，人们与群体内其他人拥有共同的命运，属于同一类别。它对人们的思想、感知和行为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认同一个社会运动组织的人越多，个人取向、价值观和信念就越容易与该组织的一系列原则趋同。
本文因此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对于抗争运动的参与者而言，越是能够引起他们相同身份共鸣的运动，就越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为了佐证这一观点，笔者研究了2004年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两次大规模抗争运动。
这两次抗争运动是由于荷兰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引发的，它们分别由两个不同的组织领导，第一次运动由当地工会组织领导，动员了25万人；第二次运动由反新自由主义联盟“扭转局面”(Turn the Tide，TtT)组织领导，动员了5万余人。尽管这两次抗争运动的组织者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抗议政府为了节省开支而实行的关于退休及养老保障的新举措。由工会领导的第一次抗争运动旨在恢复工会与政府谈判时的话语权；由反新自由主义联盟领导的第二次抗争运动则从另一个角度反对国内的极右翼政治氛围和政府的反社会政策。
工会的抗争运动更关注利益问题，而反新自由主义联盟则更加关心有关原则的问题。因为，在抗争过程中，政府宣布不再进行进一步磋商的态度让工会感觉受到了挫败。而反新自由主义联盟的目标比工会更加广泛，它不仅追求工会的目标，还动员其成员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保守主义政策，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特征。这两次抗争运动的组织者都是社会抗争组织，如果我们比较参与这两次运动的动机，可以看出，加入第一次抗争的民众主要是出于工具性动机，而参与第二次抗争的民众则更注重意识形态动机。图1清晰地说明了在上述两次抗争运动中二者的动机差异，以及身份认同与运动之间的联系。因此，如果民众对某个组织认同度更高，他们就更容易接纳该组织理念的框架设计及其对抗争行为作出的合理化解释。因此，通过这种劝服性的沟通方式，身份认同间接影响着民众对抗争斗争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