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敦煌藏經洞中漢文寫本數量最多。其中一些寫本具有外來的文化特徵，儘管這些寫本皆以漢文寫成。這些特徵的成因仍有待探討，需仰賴更爲完善的類型學、寫本學研究。本文僅討論較爲明顯的三個特徵：（一）使用硬筆（而非毛筆）；（二）紙張質量的下降；（三）新裝幀形制的傳入。
敦煌寫本中最常見的外來特徵之一是使用硬筆。這一現象開始出現於吐蕃統治之初，因此被廣泛運用於寫本的斷代：使用硬筆書寫的寫本的年代在吐蕃時期及以後；使用毛筆書寫的寫本年代則在吐蕃時期以前——這一斷代方法源於藤枝晃的研究，他對多份寫本的考察證明了這一方法的可靠[13]。關於硬筆，李正宇曾撰寫了一部專著[14]，而這一課題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硬筆書寫的文字，其筆劃有特定的形態特徵。毛筆筆頭柔軟，能改變筆劃的粗細。硬筆筆頭堅硬，其寫出的筆劃粗細大致相同。然而，在鈔寫經文或其他需要書法質量的文本時，使用硬筆的鈔手會有意模仿毛筆的筆觸。他們勾勒、潤飾筆劃，使字跡接近毛筆字。
學界一般將這種書寫工具的突然轉變解釋爲一種必然，認爲其原因是敦煌與中原隔絶，無法從中原進口毛筆[15]。這種説法有明顯的問題。首先，没有證據表明敦煌在吐蕃時期以前便已依賴中原進口毛筆。敦煌當地有兔子、狐狸等動物，它們的毛髮可用於製作毛筆。因此，敦煌居民無法使用本地的材料生産毛筆這一假定是不成立的。書寫工具的轉變更可能是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然而，我們缺乏吐蕃人抵達敦煌之前使用的書寫工具的相關材料，早期的藏文寫本實物絶大多數來自敦煌藏經洞。僅就敦煌的材料而言，吐蕃人開始使用硬筆的時期，與硬筆開始用於書寫漢文的時期重合。硬筆相關課題仍有待探索，這方面的研究無疑能讓我們更好地利用書寫工具確定寫本年代。
與吐蕃時期相關的另一寫本特徵是紙張質量的下降，這一現象大致出現於8世紀末[16]。與硬筆一樣，學界往往將此現象歸因於敦煌與中原隔絶，無法獲得優質的紙張[17]。這一時期用於製作寫本的劣質紙張，一般被認爲是本地生産的[18]。紙張質量的差别，被視作是本地紙張與從中原進口的紙張之間的區别。
這種説法也存在一些問題。畢竟，在吐蕃統治敦煌以前，敦煌本地也會生産紙張。直至9、10世紀，紙張質量才大規模下降。那麽，從前生産優質紙張的本地工匠爲何不繼續作業？是忘記了原有的技能，還是失去了原材料的獲取途徑？這些問題目前還没有明確的答案。近年，一些項目正在以科學的手段分析敦煌寫本的紙張[19]，期待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對吐蕃統治敦煌後造紙的情況有更為清晰的認識。目前，我們可以掌握的是，吐蕃時期寫本的紙張與其他時期寫本紙張有異，一些情況下這確實可用於確定寫本年代[20]。
至唐代，漢文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書籍裝幀形制是卷子。卷子由紙張相粘而成，具有長而連續的紙面。卷末有木軸，收起卷子時，從卷末卷至卷首。然而，從9世紀，或從8世紀末起，敦煌漢文寫本中出現了許多新的裝幀形制，包括貝葉裝、經折裝、册子本與旋風裝[21]。它們的出現顯然受到了中亞寫本文化（例如吐蕃、回鶻和于闐）的影響。這些形制的寫本的紙張往往較爲粗糙[22]。從整體數量上看，他們僅有一小部分是用漢文寫成的，這也凸顯了這些形制與外來寫本文化的聯繫。戴仁曾指出，90%的經折裝寫本是用藏文寫成的[23]。這些形制是中亞寫本的典型形制，漢文寫本中出現這些形制可歸因於外來文化的影響。
一些寫本還體現了鈔手將文本從傳統的卷子轉鈔至新形制寫本的過程。以P.3760經折裝小册爲例，其包含《妙法蓮華經》中傳播甚廣的章節《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以及兩部較短的經文《佛説地藏菩薩經》《佛説續命經》。其依據的原卷或是一份卷子，冊子中經文的五字偈文部分顯示了這種可能性。在卷子本中，這些五字偈文的行款往往是四句一行，句與句之間分隔，每句漢字緊密相湊。而在P.3760中，偈文一開始是連續鈔寫，每行容納六至七字。在鈔寫了若干句後，從頁68開始，鈔手適應了偈文的規律，每行僅鈔一句五字以分隔句節。鈔手在轉鈔經文的過程中，形成了新的頁面佈局，使偈文在視覺上更爲清晰。偈文鈔畢，鈔手立即變回了先前的行款：文本連續鈔寫，每行六至七字[24]。
經文中以“應以某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某身而爲説法”的句式條列觀世音菩薩的化身的部分，也使用了不同的行款。這部分由一系列結構相同的語句組成，僅是觀世音的化身發生了變化。鈔手注意到其重複的結構，很快便將各句分開鈔寫。他先是通過空格分隔各句，之後變成每句另起一行。這種逐步調整形成新的行款的現象發生在經文的轉鈔過程中，其原因很可能是鈔寫依據的原本具有不同的裝幀形制。具體而言，這可能意味著經文是從一份卷子中鈔出的，其行高與形制與這份小册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