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明王朝·1566》目前正在播放中，受到的赞誉多于批评。导演张黎说：我知道，我们这个片子在观点上比《走向共和》在退步，但我必须先退一步。“其实我明是退步了，但比以前更务实了。”
《大明王朝》
张黎对于电视剧的当下意义，是考虑得十分周密的。电视作为一个公民理性批判论争的公共空间的理想，目前还有待去努力，电视剧里资本与政治的博弈向来热烈，在各种力量的夹击下，如何给予大众带来更多的空间，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还有一个复杂的现象或问题——过去那些宣扬奴才哲学的皇帝戏，仍然受到观众的认同，收视率是一个证明。这事是发生在电视资源选择有限的社会背景之下，也发生在部分观众渴望沉溺娱乐的被动观赏心态中，前者的改观，自然需要制度的改进，但在这个改进的过程中，我们也要信赖于一些电视人的自觉作为，我们仍然不要过分的排斥一些看起来有点高傲的启蒙精神。创作者个体力量的激发，常使局面能有一个比较快的变化。
《走向共和》
在与张黎的谈话中，能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自我期许和定位，他不愿意做一个只在娱乐圈里混的人，而是做一个知识分子。当我问他拍摄这么一部皇帝戏，是否考虑到与其他的帝王戏不同，张黎讲到——
他说前两年有人找他拍摄《大秦帝国》，最后没有成功，因为他和策划方发生了一个矛盾。“矛盾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我说我绝对不会拍盛世皇帝、盛世朝代，我要拍皇帝戏就拍衰世，拍末世。哪怕不谈政治，从写戏的角度来说，我也这么想。因为盛世都一样，励精图治，天时地利人和，就这些事。但是，在一个封建专制底下，盛世也好，衰世也好，统治者都一样，你不能说这一帮人拉的屎比那一帮人新，它就不是屎。”
若拍盛世皇帝必然要认同这个皇帝，而这个皇帝的地位的合法性本身就有问题。在历史上也许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在当下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就有了过于暧昧的内涵。因此他甘愿舍弃。
“一切过去的，都是现在的，一切现在的，都是理想的。”这是张黎拍戏多年，根据自己的经验做的一个总结。张黎发现，电视剧一坐实了写，可以发挥的空间马上就小了。 “一个作品总得有个高度吧，总得有点形而上吧？”
《大明王朝·1566》
托古喻今是一个叙事策略，目前历史剧的创作者其实都自觉认同文化政治学的逻辑。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氛围里，那些说自己拍的皇帝戏只是一种艺术或娱乐，不需要过度阐释的说法，都没有说服力。第五代纷至沓来的帝王戏在叙事上都显得暧昧。这现象的形成其实是因为创作者内心的不明净，杂念太多，为什么立场临近晚年忽然丢失了？笔者问张黎他对这些帝王戏的看法时，他谈到了《英雄》——
“将老谋子的《英雄》与《活着》进行对比，我至今认为《活着》是他最好的戏，这是一个不妥协的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有些底限还是要守的。《英雄》为什么觉得有问题？从世俗来讲，中国有儒道释侠，这个侠，是在老百姓生活太苦之后，他必须有的一个出口，就像西方的罗宾汉。永远不要期待西方的罗宾汉要跟王权握手言和。《英雄》最后是在亵渎‘侠’。儒道释侠是中国四大精神支柱，我最苦的时候，实在没办法了，我想象出侠这个东西来。《英雄》作为一种自觉的创作，不可能是无意疏忽，只能是有意为之。更加让我为老同志难受，这个东西是我不能接受的。”
《英雄》
娱乐圈里的诱惑特别多。“到这个份上，真的有给你钱的。钱其实可以买来很多东西，钱可以用来买时间，它使你的生活变得十分便捷，是对你生命的延长。这个戏给你多少钱，求你给拍了吧，其实也就三五个月，你就可以给拍了。但我很重视个人的体验。这是熬过这么多年后，得到的一句话
：想看的事情未必能干得成，但尽量不去看自己不想干的事情。”
《大明王朝·1566》的叙事策略及其专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