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财政政策的支持不容忽视。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表示，以过去几年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看，在绿色投资中，靠金融系统动员社会资本的比例占了90%左右，政府出资在10%左右，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资的来源构成应该也类似。根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测算，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0年至2050年能源系统则需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若按照政府出资10%来算，政府需要承担约14万亿的支出，比2021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预算数11.89万亿还高。这说明，
尽管“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市场发挥主要作用，财政在碳中和实现过程中的引导和撬动力量同样重要。
基于不同的经济理论视角，财政政策支持碳中和依赖不同的传导路径和一揽子政策工具（图表1）。
基于不同经济学思想，财政政策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1）新古典经济学的“庇古均衡”。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庇古针对外部性问题提出了征收“庇古税”的方法，征收碳税类似于“庇古税”，使得边际个人成本向边际社会成本移动，从而实现较高成本下、更少碳排放量的均衡（图表2）。
2）凯恩斯主义的绿色“总需求管理”。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可通过支出、补贴等财政手段创造有效需求，刺激绿色经济发展。马骏认为，疫情过后，我国将有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消费项目，这些投资项目和消费刺激措施对未来的环境和碳排放将产生重要和长远的影响。
3）熊彼特的“破坏性创造”。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有助于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碳中和过程既是能源结构的变迁，也是产业、经济结构的变革，需要加大公共研发投入，并发挥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为技术变迁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