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英]梅纳德·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凯恩斯文集》第十三卷，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3页）
凯恩斯的确实现了他所期待的影响。当时关于“大萧条”问题的主流诊断，是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完成的，按照这一学派的说法，危机仅仅源自过度投资和资源错配，为应对危机，必须采取一系列清算措施。然而，随着降低实际工资的措施并未能像理论论证的那样阻止“大萧条”进一步蔓延，经济学家开始质疑自由放任原则，并思考是否应该让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凯恩斯则通过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支持模糊的直觉，从而破除经济学家们心中的矛盾，经济学家往往把《通论》出版作为宏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比]米歇尔·德弗洛埃：《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房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
。当市场主义理论在现实困境中无能无力时，主张通过国家干预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从更广阔的视野而言，亦是时代成就了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
如今，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创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但这种理论构建不是凭空而来，首先需要我们回望曾经走过的路。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和前途？
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放回历史
相信读者阅读完李怀印教授的新著《中国的现代化》，就会对上述问题有着更清晰的认知。作者长期任教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是海外学界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同时他又和国内学术界一直保持着密切交流。这种经历，使得他更能跨越文化分歧而从宏阔的学术视野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与现实。
在笔者看来，贯穿这部著作的核心是强烈的中国主体意识。这种中国主体意识意味着应该深入反思那种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纳入西方普遍主义现代化叙事的做法。其关键在于，应将中国现代化作为中国人有意识地探寻适合自身国情的生存和发展道路，以及中华文明经历巨大转型并实现复兴的过程，而不是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过程。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研究者以大历史视野跨越古今中西的间隔，从历史中探寻中华文明的坚韧性和适应性，李怀印的这部著作明显体现了此种研究风格。
从核心线索方面，作者关注中国如何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从而实现富强，并以此分析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如何实现巨大的转型。作者认为，自十九世纪开启的中国现代化，本质上是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为西方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又使得非西方国家遭受屈辱。对非西方国家而言，面对这种情形，必须寻找出路，这种寻找出路的过程自然也就形成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首先，与屈辱史叙事不同，作者认为，从1850前后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晚期，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避免被瓜分的命运，而从梁启超开始，再经过胡适和蒋廷黻的诠释，人们往往将这段历史等同于一部丧权辱国史。但是作者则颇具启发性地指出，如果将视野放回至历史，当时摆在当政者面前的有两大任务即东部各省的“海防”以及西北内陆的“塞防”，虽然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但是在西北内陆方面则取得成功，而后者对中国地缘战略以及民族生存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中国在丧失部分主权和领土的同时，相对完整地从一个传统的王朝体制转型为近代主权国家，大体上维持住清朝在十八世纪中叶鼎盛时所奠定的疆域格局。放眼近三百年来的整个世界，所有其他的庞大帝国或王朝国家早已支离破碎，只有中国能够做到维持疆域格局的大体完整和长期延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作者看来，近代中国在大变局时代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与传统中国文明的强大韧性密切相关。这种韧性不仅来自建立在择优录取的科举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所展现的动员和调适能力，而且也源自中华文明千百年来发育成长所享有的大国红利，也就是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资源优势，正是这种国家能力的“强”与规模之“大”的奇特结合，支撑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在十九世纪整个非西方世界所展现的超乎寻常的抗压能力和应变能力。
因此作者认为，在头半个世纪，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完成了两个必要步骤：一是顶住了西方的反复冲击，避免了既有疆域的分解和整个文明的衰亡，从而为中国在二十世纪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提供了牢固的物理空间；二是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摆脱了原有的“天朝上国”心态，认识到变更制度和实现国家转型的重要意义，其关键在于，如何从原有的传统的疆域国家打造为高度集中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即对外成为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且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对内要形成高度统一和集中的国家组织。
传统国家体制必须转型，主要原因是传统国家体制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内外变局。作者强调，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疆域基本稳定，与周边的国家的边界也有明确的划定。清朝以行省和藩属两套不同的治理体系，中央对内地各省在省级和县级官员的任免、赋税的管理以及布防等方面，拥有高度统一集中的权力。这套治理体系虽然在十九世纪之前基本有效，但存在明显弱点，主要是它建立在地缘政治的均衡的前提下，其财政和军事布防缺乏扩张能力，长期处于大体稳定、停滞乃至退化的状态，一旦外部和内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产生对国防安全和王朝统治的致命威胁，原有的一套财政军事体制难以应对。
清代在适应近代大变局中形成一种“地方化集中主义”的格局，这种格局对中国国家构建路径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作者认为，鸦片战争以后，清朝面临一系列困境，在财政收支结构大体固化的条件下，清朝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在维持中央对省级行政和军事组织的有效控制的同时，允许后者在筹集经费和应对危机方面具有一定的机动性，这种新的权力格局既避免了王朝衰落中经常出现的国土四分五裂局面，同时它又是建立在地方督抚对中央的忠诚和认同上。当中央在“新政”名义下所进行的一系列集权举措，严重侵犯了地方领袖的既得利益后，最终导致后者的离心离德和清朝的最终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