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经过山西省图书馆古籍修复部同志们两年的专业化修复工作，三晋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全部影印出版，《退想斋日记》方得以全新的面貌问世。从这次影印本的日记来看，基本遵循和保持了历史原貌，除了一些脱页和破损之处，在修复过程中无法还原和辨认之外，大部分的内容都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如实地呈现给读者，这是非常难得的。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1980年代初，我们抄录日记的时候，社会史研究刚刚在国内兴起，方兴未艾。当时学者们的观念尚未摆脱革命史的宏大叙事，对于近代史的理解还停留在“三大高潮、十大事件”阶段，对于社会史这样的新兴学科，大家还多是在讨论它的学科定位、研究范式等问题，更不要说我们作为研究生，脑子里对于“社会史”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在抄录刘大鹏日记中“社会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是根据对“社会史”的粗浅理解进行选择和摘抄的。乔先生根据我们抄录的日记，进一步精简删节，出版了近五十万字的标注本《退想斋日记》。现在看来，这部标注本日记中的“社会史资料”仍有很多的缺漏和遗憾，但它代表了那一代社会史学者，搜集整理社会史资料，开展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初步探索和尝试。我对老师前瞻性的学术眼光极为敬佩。
影印出版的稿本《退想斋日记》由山西省图书馆藏、三晋出版社出版
2024年影印出版的《退想斋日记》稿本比1992年五十万字的标注本内容更加完整，您曾指出全稿当在五百万字以上。您认为稿本新增内容最具价值的部分是什么？1900年、1911年等关键年份的散佚，又带来了哪些研究上的遗憾？
行龙：
在我看来，标注本的日记虽然是节选，但呈现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和多彩的，这也是为什么像罗志田、关晓红、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等国内外著名学者会利用这部日记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当然，在阅读完稿本后，就能感到其内容比标注本要全面、翔实和完整得多，对于细致呈现刘大鹏个人一生的历程，展示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从这个意义来说，《退想斋日记》稿本的影印出版本身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的学术意义。至于您说的稿本中的内容哪些资料最有价值，我认为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相信不同学科的学者都能从自己的学科本位和关注出发，在《退想斋日记》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史料，撰写出色的文章和论著。当然，我还是希望学者们尤其期待青年学者们，能够通读整部日记，做出扎实和精彩的研究成果。
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和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标注本《退想斋日记》书影
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前后贯通地通读研究稿本，并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诸如刘大鹏的修身自省、科考经历、塾师经历、经营煤窑经历、夷夏观、国家观；《日记》中反映的地方治理、民教冲突、地方传统、教育变革、信息接收；乃至家庭、子女、婚姻、交游等等等等，都有其研究价值，就看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从怎样的视角研究怎样的问题。重要的是要通读，甚至参照刘氏其他著述和多方材料去通读，“知人论世”地去理解刘氏和那个时代。
关于散佚和缺失的日记，比如义和团运动爆发的1900年、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日记的缺失，让我们对理解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缺少了一些直接的史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至于日记散佚的原因，可能是在辗转流传过程中的丢失，抑或可能是刘家的亲人在交接过程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抽离。当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文献的缺失是经常难以避免的缺憾。但好的历史学家，可以通过零碎片段的史料，观察整体的历史形态和意义，我在十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曾讲到，我们不用担心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怕的是碎而不化，碎而不精，碎而不通。在我看来，即使再完整的史料，也不等同于总体的历史，更不等同于好的整体史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并不必然会带来‘碎片化’，只要研究者能够将‘总体史的眼光’始终作为一种学术自觉，敏锐地提炼‘问题意识’，重视‘长时段’研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即使再细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是‘碎片化’的”
（《克服“碎片化” 回归总体史》，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我们无法苛责史料的完整无缺，但我们可以用总体史的眼光去解读历史资料，开展整体史的研究。
晚清民国涌现了大量的士绅日记，曾国藩、王闿运、李慈铭等人都有篇幅甚大的日记存世，能否从“晚清以来的日记传统”这一角度谈谈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他们为什么写日记、日记写给谁看？具体到刘大鹏，他早年和晚年的日记有没有变化？
行龙：
日记传统这个角度很有意思，按照一般的说法，日记起源于唐代，而道咸以降的清中后期则是日记的鼎盛时期，《曾国藩日记》是其中的代表。近些年来，正式出版刊行的日记很多，但多以政治人物或著名学者为主，鲜少普通文人的日记，《退想斋日记》是为数不多的普通文人日记之一。罗志田教授在参照标注本《日记》的相关研究后早已指出，若将全稿重排再版“无疑会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也有学者指出，近现代日记已出版上千种，除《蒋介石日记》外，刘氏及其日记的研究最为活跃。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讲，《日记》及刘大鹏的相关研究，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很好文本。
至于刘大鹏为什么写日记，写给谁看，这里就不得不提文人士大夫们写日记的初衷。比如曾国藩开始写日记的习惯，是受到他的师友倭仁的督促与影响，他们相互阅看对方的日记，彼此进行批点，以此来砥砺学问与心性。刘大鹏从三十余岁开始撰写日记，他以曾国藩为楷模，利用日记来做儒学的修身工夫。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刘大鹏工整地抄录了《曾文正公课程》，其中就有“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的记载。刘大鹏终其一生，都在践行曾文正公的日记课程，在五十余年的时光中，每天坚持写日记，直到生命结束前五天。刘大鹏的日记是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进行记录的，有一个细节是光绪十九年四月，他去集市赶集，把装有日记的包裹遗忘在货摊上，所幸得以寻回。从早期日记的写作来看，刘氏的写作动机和动力，与好友的鼓励和支持密不可分。比如光绪十九年二月，他的好友太谷东里村的乔穆卿就曾来信勉励他写日记，不可间断。日记有私密性，也有一定的社交性，他会向至交好友出示日记，请他们阅览点评。像光绪十九年八月，他就把日记给同居的好友苗应昌阅看，并得到了苗氏的赠诗。刘大鹏早期的日记写作甚至有出版的动机，光绪二十年八月的日记中，收录了好友“杜寿山送余日记序”，杜言“待日记功成，亟为付梓，以公同好”，刘氏亦不以为忤。不过随着科举的废除，时代的变迁，老友的凋零，记日记就纯粹成为他的个人习惯和精神寄托，终身不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