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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这广告语大面积的出现在了北京及周边的高速公路和机场附近，拉开了固安工业园区打响知名度的序幕。
华夏幸福通过在河北农业县固安作为试点，通过十余年深耕，最终将一个北方典型的农业县打造成为高科技产业新城。一个成熟之后，华夏幸福就将这模式在北京周边扩展。
华夏幸福也因此成为环京最大的产业地产开发商。
华夏幸福的这种模式与华夏幸福的实际控制人王文学的经历与特长是分不开的，王文学非常擅长政商关系。
王文学1965年5月出生于河北霸州，家境普通，早年他在河北省廊坊市交通局运输公司工作。1992年下海开了一家火锅店，后来进军政府的装修业务。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地方债资金将严禁用于楼堂馆所建设，导致王文学遭遇讨债人砸门催款。
但他在廊坊市政府领导的办公室里，当面烧毁了政府的装修合同，并声明不再讨要政府的欠款。有如此魄力，可想而知其后来在与政府的合作中如鱼得水。
产业新城是如何合作的呢？
其实也就是这两年常说的政府和社会资本（PPP）合作模式。政府出地，负责审批和监督；华夏幸福出力，负责整个产业新城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最重要的是招商引资。
华夏幸福2017年年报的收入和盈利模式介绍，产业园落成后，华夏幸福获取招商引资成功的投资额的45%，这就是产业新城业务的大头收入。
在这样的商业模式下，华夏幸福旗下有200个产服公司，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在一线招商，有点像政府的招商局，彼此有分工但也有竞争，华夏幸福招募了100个全国各地的开发区前招商局局长来开拓市场。
但成也政府，难也在政府，尤其是2018年以来。
华夏幸福为什么资金链紧张？
2月，财政部下发“92号文”，对PPP项目运作进行了规范性要求。
“92号文”的杀伤力很大，不到2个月时间，管理库清库项目合计609个，涉及投资额6114.39亿元；储备清单清库项目总数1798个，涉及总投资1.78万亿元。
于是，市场上一大片PPP相关公司在二级市场上惨不忍睹。就以环保行业为例，虽然环保风暴非常利好股价，但因为PPP的冲击，环保股也是一塌糊涂。
对于华夏幸福来说，
“92号文”的杀伤力在
2017年报中就现端倪。
2017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162亿元，同比大幅下降309.04%。其中，前三个季度均为负值，分别约为-24亿元、-19亿元和-182亿元，好在第四季度回款约62亿元，但即便这样现金流也还是很难看啊。
更难看的体现在应收账款以及坏账计提上，也因此一直受市场质疑。
这些年，在公司营收和净利润持续增长的同时，公司应收账款近年来也是一路走高。2013至2018年一季度，公司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从17.44亿元上升至243.18亿元，增长约13倍。
这源于华夏幸福跟政府的合作和结算模式：园区企业跟政府签约，然后真正落地投资，经过各种审计后，政府将需要支付给华夏幸福的钱列入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支出，经过当地人大审议再发放。也就是说，回款周期至少需要一年。
但极不对称的却是，虽然应收账款持续大幅增加，但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却一路下行，从2014年的1903.59万元降至2017年的0元!
固然政府信誉度高，但坏账的风险还是存在的，而其他类似的PPP公司可没华夏幸福这么乐观。PPP上市公司对“政府结算款”进行了坏账计提的不在少数，甚至有的已经出现了确认坏账损失。
那么，问题来了，一方面华夏幸福有58个产业新城及产业小镇在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去建设；另一方面政府对财政的收紧又影响到PPP项目的结算。资金链紧张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