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后来我做湛庐，一开始就有很高的起点，跟Simon&Schuster的这段积累是分不开的，
它培养了我在选题上的审美和行业骄傲感，这些一直刻在我的基因里。
公司北京代表处成立之初，我们有3个出版板块：计算机、英语教学、财经。计算机和英语都是当时需求量很大的领域，我负责的财经领域反而是最差。我是新人，压力特别大，我哭了好多次。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人，连EMBA、MBA是什么都不知道。没办法，我只能出来“混”，跟着教育部的人、各个出版社的人一起开会，不停地拜访院校。
几年间我一共拜访了1600位经管学院的老师
，并且一一给所有的大学校长写信，这才打开了一条路。
还有个挫败感是来自我觉得自己的付出和所得不成正比。我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半，没有周六，如果遇上出差，周日也没了。
而那些在香港、台湾的同事，他们的薪资是我的好几倍。我感觉自己付出了100%甚至200%的努力，太不公平。
但实际上，苦劳不等于功劳，这弯我绕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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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焱说当时挺幼稚，“只要做好，该有的自然会有。”
回过头想想，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使劲干；二，主动说。
首先把你所能做到的做到最好，其次把你的诉求在合适的时间跟老板谈。
我现在都会和自己的员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全能的神，能够洞悉每个人的内心。
再好的老板也关注不到每个人的需求。所以你如果有要求一定要主动提。
老板总是花尽心思讨好团队的那个人。只要是个老板，都想把团队凝聚起来。老板是最怕人走的，尤其希望他看中的员工表现好。
我到现在住酒店，也都是退房之前收一圈，牙刷、洗发水，连茶包都拿走。
后来我自己管理这么大的公司，愈发觉得，如果没有节俭、自律的文化，公司越大，你越没有办法去控制成本。
在Simon&Schuster工作的几年，有两个老板对我影响很大。
当时管我们亚洲市场的总经理是个印尼华人，叫Gunawan，他特别严谨。出差他永远都坐红眼航班，早上一落地就开始工作，晚上飞回来，不占用工作时间。
他住酒店，一定会把笔和便签本拿回来，也要求我们把没用过的洗漱用品都带走。他在北京住完酒店回新加坡之前，会把所有他从酒店收来的东西给每人都发一份。
Gunawan说得特别清楚，这些是公司付过钱的，你要拿回来。
我到现在住酒店，也都是退房之前收一圈，茶包我都拿走，然后放回办公室。
我觉得这种管理很好，员工需要感受到一种文化，让人感觉严谨。后来我自己管理这么大的公司，愈发觉得，如果没有节俭、自律的文化，公司越大，你越没有办法去控制成本。而且必须以身作则，不能只是说教。
除了Gunawan，还有一位总编也对我影响很大。他叫Steven，是一个英国人，管选题。他和Gunawan相反，他幽默、风趣、对下属非常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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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代替说教，这让韩焱受益匪浅。
记得有一次，我们准备出《中国可以说不》，和作者张小波约了开会谈版权细节。
那是一次国际图书展期间，我们已经连续忙了10天，特别累。但张小波飞机晚点，半夜3点才到，第二天还有安排，必须马上开会。
我从床上爬起来，困得几乎崩溃。
张小波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问题一共三点，然后我开始翻译给Steven。我说完第一点是什么就卡壳了，我用英语跟Steven说：“老板，真的，张小波后面说的两点我给忘了，我太困了。
”
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