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批文甚至直追原文字数。
此足见下了苦功夫,非争名,实心中“唯有学问”。
对此,王乃誉的忧心在日记中一显无疑:
太率直,既自是,又责备人。
故而王乃誉“痛戒所习”。
不过这次转身,王国维已是毅然决然。
“夫为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
不争名利,独上高楼,一条飘零天涯路,
铺展在王国维的面前。
19世纪末,华夏陆沉,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
惊醒了安坐书房的王国维,
“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
尚属热血青年的王国维绝意科举,
把目光投向能以之救国的新学。
惜“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1898年初,
在父亲的帮助下,王国维北上上海谋生,
就职于《时务报》。
说是谋生,也不妨说是追星。
所追的,是当时名声大噪的梁启超——
其主笔的《时务报》是当时中国新学的前沿阵地。
但王国维与梁启超的缘分,显然未到。
因党派纷争,梁启超此前已挂笔离去。
同时,所遇非人,璞玉蒙尘。
王国维仅被安排做抄写、校对等书记之工作。
之所以未挂冠而去,一是为生计迫,
二则是在报馆旁找到一个学习日文的所在——
东文学社。
在征得老板同意后,
王国维得以进入东文学社“每日学三点钟”。
繁剧琐事缠身,王国维以苦当乐,
以此为发轫,从国学一脚踏入西学,
数次东渡日本,或游学,或避祸,
不但通晓日文,德文和英文也信手拈来,
并成为国内第一个通读康德、叔本华原著的人。
其时,“西学救国”深入人心,
已渐成西风压倒东风之势。
乘此大势,王国维当可迅即显达天下。
但令人意外的是,王国维并未以此为进身之阶。
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曾拒绝加入任何政治派别。
事实上,苦心求学,王国维身无旁技,
一直生活在窘迫当中。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无可厚非。
否则,岂非无用?
可王国维的眼中,显然仍只有那条天涯路: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在人们热闹地清谈何以救国,
并纷纷站队选边之时,
王国维一头扎进了哲学的海洋。
何为哲学?
清末名臣张之洞说:有害无益之学。
1903年7月,不争之王国维发表《哲学辨惑》,
反击张之洞,阐述哲学的无用之用。
王国维认为,
中国之所以在技术层面上落后于西方,
正是中国缺乏哲传统,凡事皆太重实用所致;
若想对这样的国民性做根本之改良,
就必须以哲学来纠偏补弊。
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太注重功利性的实用主义。
即便时至今日,
不还存在一种U盘式的拿来主义:
只有即插即“有用”才是好的。
在无用之路上,王国维一路狂奔。
1904年,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为根底撰写《红楼梦评论》。
这前一脚,
让中国文学迈进现代,开创了中国现代美学。
1908-1909年,王国维又融汇中国传统哲学,撰写《人间词话》。
这后一脚,
返回古代,终结了中国传统古典美学。
这两部作品的出世,震惊了学界。
“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傅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