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咨询室里，粟超经常穿着黑色的西装，他长着一张圆脸，戴眼镜，留着络腮胡子。第一次见面时，姚曼以为粟超年纪很大，有四五十岁，后来她才知道对方只比邢菲大两岁，出生于
1986年。姚曼和邢菲都称呼粟超“粟老师”。咨询时，粟超坐在一张沙发椅上，他的声音低沉，带有一些鼻音。姚曼现在回想，感觉他看起来总是面无表情，只有一张嘴不停地翕动，发出不算大的声音。
一直以来，姚曼把咨询当成一门
“课”——粟超总是会讲一些心理学理论方面的内容。
姚曼发现，每次咨询结束，女儿的心情就能平缓几天。为了让女儿能“温习”内容，姚曼在咨询时用手机录音。录音显示，邢菲在咨询时和咨询结束后多次提到过“想死”。
这种念头的出现甚至没有特别的缘由。2017年5月13日，邢菲在咨询中提到在旅游途中的晚上感到疲惫，想休息却睡不着，这时脑中就出现想死的念头。还有一次，她提到自己不想活了，但很担心去世后母亲独身一人，这样的忧虑情绪发展到极端程度，她心中升起一个“不道德”的念头，“想带母亲一起走”。
痛苦
的根源在跟父母的关系上。邢菲在日记里不止一次写到对父亲的复杂情感：父亲一直控制、索取，母亲既是受害者，也是帮凶。她觉得母亲不理解她的痛苦，母亲也不会发泄自己的情绪，哪怕是她刻意模仿父亲发火的模式想要唤起母亲的理解，母亲都没有什么回应。一度，她觉得母亲有抑郁症，在咨询室里也说过几次希望母亲也去治疗。这些想法都被
姚曼解读为
“因为她病了”“孩子的一种担心，没有安全感”。
《眼泪女王
》剧照
姚曼出生于
1960年，与前夫是中学同学，20多岁时结婚。姚曼说，从怀孕到女儿长大，前夫经常会流露出想要儿子的意思，女儿出生时，前夫刚知道是女儿，就踹了产房的门，这让她感觉很难堪。在成长的岁月里，邢菲似乎一直在努力迎合父亲对一个男孩的期待。幼儿园时她跟男孩玩。她一直是娃娃头，衣服穿得像小男孩，参加工作后，头发才蓄长了些。父亲研究历史，邢菲在中学阶段就确立了未来追随父亲的目标，长大后
读了历史系。罗萱与邢菲是好友，初高中时和邢菲同校。她记得有次邢菲的父亲带她们几个同学去博物馆参观，她注意到邢菲很想在父亲面前好好表现。
即使是
2012年父亲跟母亲离婚后，邢菲还是很惦念父亲。她会跟罗萱提起，父亲跟她吃饭时间太短，父亲跟她说起自己新家庭的事。但她也怨恨父亲。邢菲曾跟罗萱提起目睹父亲出轨的事。她愤恨地称父亲是“渣男”，讲述时她的手和脸都在颤抖，将问题上升到“男人都出轨”的层面，并对亲密关系充满抵触。罗萱觉得，邢菲身上有两股力量在拧劲。一方面她总是提起父亲出轨给她带来的伤害，对爱情很悲观；另一方面她也觉得自己未来需要一个伴侣共同生活。她一边抱怨，一边接受着母亲帮忙介绍的相亲，不合适的相亲对象总让她烦躁。
2012年父母离婚后，邢菲一直跟母亲姚曼一起生活。姚曼照顾她的起居，打扫房间、洗衣服。姚曼爱干净，家里的地板被她拖得亮堂，厨房的台面上摆着几种不同种类的洗衣液，她平时到小区里的食堂吃饭，怕食堂的不锈钢碗有洗洁精残留，总要自己冲一冲；在外面触碰门把手，都要垫一层纸。邢菲曾在咨询中抱怨过母亲的洁癖，说自己小时候母亲不愿意让她摸自己的脸，这让她感觉到疏离。2017年6月的咨询里，她还讲起母亲在她洗衣服时对她说教。
姚曼是在邢菲去世后看女儿的日记和包括心理咨询师在内的聊天记录，才知道她眼中的小事在女儿心中是沉重压力。
她觉得如果女儿能够把这些话直接说出来就好了。对于给女儿介绍相亲对象，姚曼说是因为粟超建议邢菲通过建立亲密关系来缓解情绪问题。为此，她才会询问小区里推销的小伙子是否单身；会去公园的相亲角。姚曼也在反思自己。她说，几年前朋友也劝她在女儿面前
“示弱”，但她当时觉得如果自己垮了，女儿会更无助。出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姚曼从小就习惯了坚强。她提到自己的父亲也重男轻女，在她小时候想把她送人，她母亲因为身体原因需要静养，和她交流一直很少。
“每个孩子都会遇到来自父母有意无意的伤害，这是挺正常的事情，也不要特别耿耿于怀”。
邢菲的房间里摆放着许多她喜欢的日本动漫手办
（王旭华 摄）
对于邢菲在咨询时或者咨询后的交流
中
表现出的自杀的想法，从过往的咨询录音和判决书上看，粟超并没有足够重视。在
2017年4月18日的咨询中，邢菲说自己在过去的一周里闪过好几次想死的念头，想要冲向汽车。粟超回应说：“常人都会闪过这种念头，也别觉得是个问题。”他告诉邢菲，是因为她不敢面对世界才有自杀的想法。2021年9月29日在进行心理咨询两天后，邢菲在微信上跟粟超说自己有从天桥上跳下的冲动，粟超在微信上回应：“真惨，不容易呀这两天”“可以特别觉察一下，再警报什么哈”。
沈勇强是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退休教授，曾在日本学习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道：
“咨询工作中，一旦来访者出现危机，心理咨询师要把一切工作抛下，先进行危机干预，这是原则。”沈勇强说，当事心理咨询师没有第一时间采取危机干预是重大失职。
事实上，这个长达六年的心理咨询早在2015年邢菲第一次走进咨询室时就有些不正常。
从第一次咨询开始，姚曼一直在咨询室里陪着女儿。姚曼觉得陪在女儿身边才能起到保护作用——有次邢菲独自去看中医，出来后跟姚曼说医生触碰了她胸口。
对于母女同时出现在心理咨询室，明心咨询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本刊，邢菲和母亲第一次来咨询时，他们注意到邢菲有明显的躯体化症状，手抖，且一直有高自杀风险。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采取了母女一同咨询的形式。
从录音中可以听到，咨询室里，邢菲的声音柔弱，带着尊敬、客气的语气，不少时候，粟超会向邢菲讲解情绪出现的成因，并发问引导她梳理自己的状态，邢菲经常会陷入沉默。几秒钟后，姚曼的声音会响起，帮助补充她观察到的女儿的情况。
“
简单心理
”
的创始人简里里告诉本刊，
在心理咨询领域，个体咨询、家庭咨询、伴侣咨询，在设置上有相对清楚的区别。在个体咨询中，咨询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处理个体的议题和创伤。
如果有家庭其他成员参与，一般是在咨询过程之外，非咨询室内、辅助咨询目标的访谈。简里里提到，如果设置不清晰，母亲也在场参与成年女儿个体咨询的进程，就可能会破坏女儿个体咨询中的安全空间，也会对咨访关系带来很多复杂和困难的感受。如果从一开始就是家庭治疗的设置，母亲和女儿共同参与治疗，那么咨询的核心任务是处理家庭作为一个系统的问题，不会聚焦在深入处理某一个成员的个人议题上。
这场长达六年的咨询在
2020年进一步脱轨。
2020年11月底，客服告诉邢菲，粟超的咨询费要涨价到2000元一小时，这个价格让邢菲和姚曼都觉得有些昂贵。粟超也跟两人说，其实邢菲没必要一直跟他咨询，她的问题是对粟超讲的内容和训练方式不够熟练，可以找一位“陪练”来定期复习。他向邢菲母女推荐一位更年轻的咨询师于天一做“陪练”。
推荐前，粟超还询问了邢菲：
“想要个严格的还是温柔的（咨询师）？”
邢菲说：
“想要个耐心的。”
粟超回答：
“耐心是咨询师必备的。”
从
2020年12月9日起，于天一进入到邢菲的咨询中。在姚曼的记忆里，于天一打扮得很漂亮，披着长发，穿的衣服很精致，偏职业风，不是普通的衬衫、T恤。在咨询录音中，她语气温柔，会对邢菲表示鼓励。关注的问题还是邢菲的困惑和个人成长问题。姚曼告诉本刊，于天一加入后，粟超为咨询设置了新的节奏：于天一每周一次，粟超每月一次，碰上粟超咨询那周，邢菲要在一周里分别找于天一和粟超咨询。试了一段时间后，邢菲跟粟超说觉得一周咨询两次会比较累，粟超就将咨询频率改成于天一每月三次，粟超一次。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
“
大儒心理
”
创始人徐凯文告诉本刊，
两个咨询师同时为一个人服务，理论上是不可以的，除非是来访者有两个问题要咨询，比如一个是个人问题，另外一个是婚姻家庭问题，分别交给两个咨询师来处理，但这也需要咨询师跟来访者说明白、区分清楚。
郝小艺曾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精神科心理治疗师，本硕皆毕业于海外高校的心理咨询专业。郝小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心理咨询中也有联合咨询的方式，但这种设置一般在特殊咨询场景中进行，出发点是来访者的福祉和咨询效果，并且一般由两位咨询师与一位来访者同时在咨询室中工作。而此案件中，两位咨询师很明显不符合上述情况。
对此，明心咨询公司认为，在对邢菲的咨询中，于天一只是
“陪练”，从始至终没有进行独立的心理咨询，只是帮助邢菲“复习”粟超之前讲过的内容。不过，在事发后姚曼与粟超的对峙中，姚曼曾提到自杀前于天一实施的两次咨询对女儿的刺激。粟超回应称：“最关键是这个点我不能完全去控制，因为她（于天一）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咨询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