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些——大些——再大些——”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其他的槽点也很多呀……比如，很多经济学家笃信市场经济的原因是中国人脱贫、致富，到现在变成了“中高收入国家”，就是因为市场化，即所谓“改革开放”：一方面内部市场化，改革了配给制，摆脱了短缺经济学的魔咒，另一方面对外市场化，加入了世界分工体系。但是林指出，市场化充其量算是发展的“必要条件”，绝不是充分条件，比如拉美，比如东欧，都不能算成功，而东亚各国搞大政府，基本上都成功了。
所以，照搬“西方那一套”也不是完全有用的嘛。
然而，这些不成功也不能就归咎为“小政府”。事实上，拉美国家的天主教传统v.s.盎克鲁-撒克逊的新教传统和东亚儒家文化传统，也可能是解释拉美为什么没发展好的原因。而实证证据表明，东欧的斯拉夫人是全世界最短视、自控力最差的一群人，因此纵欲传统v.s.禁欲传统可能是解释东欧为什么没发展好的原因。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的说法一定是对的，但是这么举例子就说明“大政府”是必须的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这属于“遗漏变量”。
不过就像之前提到的，林毅夫的“辩白”（姑且用这样一个略带语言色彩的词语）可以被归结为“有为政府的前提是有效市场”。在这里，林与计划经济的极左思潮坚定地划清了界限，反复重申自己的政策主张中给市场经济留出了空间。
所以，看看林毅夫版本的“有效市场”究竟是什么还是大有助益的。
林的理论大概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能否成功，必须依照“比较优势”这一客观规律，即找到自己在国际分工体系当中最合适的位置。但仅有比较优势还不够，实现目标的更核心的要素是，政府能不能给新兴的、符合比较优势规律的产业配套以足量、足质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正所谓“要致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不过，林在这一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篮子里面究竟有什么这个问题上莫衷一是、语焉不详，比如是不是有对某个产业进行定向补贴这一点。
这就需要政府“有为”，需要税收和财政支出，因此政府就应该“大些，再大些”。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偏题聊一下——从经济学理论上说，比较优势理论从来就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简单的比较优势模型仅在当假设“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一种生产要素”成立时成立。当这个假设不成立的时候，会出现反例 （参见：Dixit & Norman, 1980, pp. 95-96）。而复杂的比较优势理论，即所谓的“Hecksche-Ohlin”模型，难以将特殊化的生产函数得出的结论推广到一般情况，这是由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的“Debreu-Mantel-Sonnenschein定理”，即“万物皆可能定理”决定的。
即使我们不纠结于一般均衡理论复杂的数学推导，我们还是要问这样一个林毅夫自己也意识到的问题：政府（以及市场）凭什么判断什么是自己的比较优势呢？比如时下的中国，如果有人问你，中国现在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你说你知道吗？不止你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们的政府不知道，我们的经济学家不知道，我们的企业家也不知道，以至于让我不得不怀疑比较优势这个东西只能是一个hindsight。就这么一个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你假设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为了挽救这一点，林毅夫先生，一个一直以来被冠以大政府鼓吹者之名的“红顶经济学家”，居然用了经济学中的“极右派”、铅笔社国产奥地利学派的精神支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经济学理论来弥补这个漏洞。
当然，这也是一位学者应有的理性和客观。
二、米塞斯的“有效市场”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补救一下（如果不算太晚的话），这里提到的“有效市场”，与金融经济学和尤金·法玛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