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为一部艾氏意义上的文学思想史，《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强调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欧洲社会文化现状，以凸显浪漫主义作家集体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具有的历史意义；第二，以同时代德国诗人和哲学家及其著作为参照，阐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相似点，从而赋予浪漫主义想象性诗歌以哲思的形而上特质；第三，最重要的是，将浪漫主义作品视为圣经、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等宗教神话和神秘主义传统的世俗化模式，从而把浪漫主义作家视为世俗的宗教思想者，这些世俗的传道者没有排斥而是吸纳了天堂、堕落、救赎、旅程、循环、回归、天启等古老的宗教神话概念，并在主体和客体、自我和非自我、心灵与自然、意识与世界的现代思想框架内重新加以解释，让它们衍生出去神圣化的世俗的意义模式，为人类的生活经历与世界经验提供崭新的阐释方式。
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奠基人，提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在诗艺上实现了划时代的革新，开创了20世纪诗风的先河，被雪莱赞为“第一位现代诗人”。
根据这种方式，人的意识、精神或心灵都必然经历一场循回曲折但始终向前发展的旅程：起初与自然处于天堂般的和谐统一中，然后从这种统一中堕落或坠落下来，与自然分离，经历充满诸多分离、分裂、多样、矛盾和对立的过程，一路向前、向上，最终又绕回到原初的那个起点，也就是自己一直所在的那个家园，不过是一个更好的家园，在那里，心灵与自然联姻，人类获得救赎。这样，通过阐明浪漫主义哲学和文学中的特有概念和模式是被置换和重构了的神学话语，或者说是宗教经验的一种世俗形式，艾布拉姆斯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就超越了浪漫主义时期单一的时空限制，而具有文化上的整体性、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范式上的同一性特征，使得浪漫主义不仅仅构成欧洲文学两千多年发展戏剧史上的一个场景，更将其塑造为西方社会文化传统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其中，古典传统得以延续。但是，在欧洲社会现代急剧转型的浪潮中，这种传统以一种新的现代经验范式、新的经验组织模式及一套新的关系和关联程式呈现出来，并延续到整个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的文化思想之中，产生了持续性的广泛影响。
最能说明艾氏这一独到、伟大的学术贡献的，便是2013年他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评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是他“拓展了我们对浪漫主义传统的理解，扩大了文学研究范围”，这作为对艾氏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总结，切中肯綮。
更为重要的是，在《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一书中，艾布拉姆斯通过其浪漫主义文学思想，表达了自己最为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欧洲，社会政治和生活动荡不安，启蒙理性思想陷入深刻的危机中，为寻求摆脱文化和思想困境的方式，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努力从古典和传统宗教中汲取源泉。他们吸收、同化了大量的宗教主题，将它们重塑为一种世俗模式，然后宣称自己作为诗人-先知或哲学家-先知，担负起拯救堕落人类和世界这一神圣使命，帮助人们在世间建立一座人间天堂，恢复人类生活曾经失去的美好、欢乐、正义和幸福。正是在此意义上，艾布拉姆斯认为“浪漫主义美学是主张艺术为人类、艺术为生活的美学”，几乎也恰好是这一点，最为突出地彰显了其浪漫主义文学思想中作为深厚基础的人文主义思想。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弥漫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反叛思潮和虚无主义否定思想的裹挟下，人的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中如无根浮萍、风中乱絮，心灵无家可归，精神无处可依，在某种意义上，与法国大革命后浪漫主义诗哲们深陷其中的社会境遇类似。那么，在这个时候重提浪漫主义作家，彰显他们所承担的以人类救赎为目标和使命的先知者角色，呈现他们在人类处于深重苦难和无边矛盾中仍然保持的积极的、乐观的、自信的生活姿态，艾布拉姆斯并不是要提倡回归到所谓浪漫主义的简朴的原始主义，或者采取躲避的态度逃逸到唯我独存的个人的心理世界和心灵领地，相反，他旨在为处于其时其境的人们
（包括他自己）
提供一种看待传统文化思想、人类生活经历、世界发展变迁等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更多是肯定而非否定的、有机而非机械的、统一而非分裂的、同一而非差异的，在高举差异性、不确定性、否定性、平面化、碎片化等观念大旗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成为一个坚定的后现代文化思想的逆行者。
对于这种浪漫主义思想，如果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一切听来显得虚假或陈旧，艾布拉姆斯的断言是：“这也许表明，比起雪莱和华兹华斯所知道的时代，当代人所处的时代更令人失落，更让人感到沮丧。”这里，虽未经明示，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艾氏内心深处怀有的时代忧虑和对人类命运的忧思，如同其笔下的浪漫主义诗哲，“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规定了人最重要的东西和人的根本尊严”。
拯救传统的概念、体系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