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们有时会邀请具有特殊专长的学者进行几个月的访问来发现隐患。通常情况下，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会就你感兴趣的领域做更多的研究，不断交流意见，让想法与实际情况更相符。其中涉及与世界人民相关的巨大问题、激进的解决方案和能使根本解决方案得以实现的硬技术难题等。有些时候交流是不成功的—我们的方式和你的方式不匹配。但偶尔也是有效的，例如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两个学者就为隐形眼镜项目做了很多工作。
Spectrum: 是的，他们在2009年还为Spectrum写了一篇关于仿生视力的文章。
Teller：嗯。X 的智能隐形眼镜项目是Verily的一部分，现在是Alphabet的一家独立的生命科学公司。
故障数据库
Spectrum：一旦你有了这些想法，你如何记录他们？你是把它们放在某个数据库，还是在墙上挂个板子把东西写上去？
Teller：我们会记录一些项目，特别是被淘汰了的项目。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不想做无用功。我们不希望有人在我们毙掉一个项目两年后又提出同样的想法，然后花三个月再研究它。
第二个原因：我们要记下我们已经有的想法 。我们有一个数据库， 因为有时有的假设可能会被再次考虑。假设我们因为一个必要的组成成分是锂离子能量密度的10倍的电池，而废掉了某个项目。因为这种电池根本不存在，并且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在未来五年它会出现。但是如果这个电池问世了，我们还是可以回去说：“嘿，等一下，现在我们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项目，因为这是我们当时否定它的原因，现在必要的技术可以实现了。”
但是并不是给他编一个索引，指示它可能会有用。我们也不能打一行字—“我们得到了电池”，就能把那些因为电池问题被我们推翻的项目移出数据库。整个过程并不是那么地有条理。但是我们可以对这些东西进行内部验证，以便我们可以从中学习。
每当我们淘汰一个项目，特别是对于一些远景规划，我们都要写案例研究。原因之一是，我们想问这个问题：这个项目不成功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我们知道这个项目应该被喊停。但我们又是怎么这么快就做出这个决定的呢？事后诸葛亮是无用的，但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有时候，答案是我们已经把我们能做的做到最好了；但有时候，我们也会说：“是的，这是一个错误，我们的错，我们本可以发现这个致命的问题的，但是我们没有。”也许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但这不是一个不该思考的原因，我们应该聘请一个顾问，来更快地解决它。
Spectrum：您的这个数据库中有多少条目？
Teller：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我确定至少有一百。数据库中的那些条目已经耗费了几百到几千的工时。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才会被收纳其中，一部分确实是很好的想法。
例如，几年前有人问：“我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在雪崩中获得力量。” 我记得我们坐在一起，做了一些关于从中型雪崩中得到的总动能的计算。这里一年有这么多次雪崩，如果你有一个理想化的设备，你可以以某种魔法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总是能赶上雪崩发生。我们在半小时内推翻了那个想法。这是一个半小时的启发性思考，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设想。想法有些错误并不丢人。只有在认真思考分析之后，你才能知道哪些是天才的想法，哪些是疯狂的。”
一两年后，又有人问我们，是否可以在北极附近放一圈铜环，让地球的磁通在铜线圈中产生电流? 我们可以想一下，铜的成本是多少，铺设线圈需要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实际上可以将它拉到哪里，以及在路上损失多少热量，然后，好吧，如果我们使铜横截面更大，是不是能使得电阻更低，失去更少的热量呢？可是这个时候，就又需要更多的铜了。而你不能结束这个死循环—也就是这一个想法在一个半小时内也被毙掉了。
Sergey的蝙蝠
Spectrum:我想谈谈X自六年前形成，由Sergey Brin监督以来如何演变。回到2013年，你把X描述为“Sergey的蝙蝠”，你说他是Bruce Wayne，你是Lucius Fox ...
Teller：现在有点不同了。
Spectrum:那什么是你仍然以同样的方式做的事情, 什么又是以不同的方法做的事情？
Teller：一个最大的变化是Alphabetization的过程，我现在正式成为它的CEO。X是Google的兄弟姐妹。我跟其他所有Alphabet实体的CEO也一样，定期与Larry和Sergey会面。但是我们对于他们有点不寻常的地位，因为我们的产品正在生产新的公司实体。
Verily是来自于X的一组项目，它现在是一个独立的Alphabet实体，是X的同行。自驾车团队正在从X中脱离出来。还有一些项目不是技术上独立的公司实体，如谷歌大脑，它从X中分立出来，又回到了谷歌。
我们最好的案例就是那些项目，因为他们在一天天成熟，逐渐变成独立的公司实体 。我们希望Larry和Sergey和Ruth [Porat，总公司的CFO]，能够非常了解并且擅长处理这些事情。这样的话，在产品正式问世的时候，他们不会说这是什么，而是会很兴奋地收回新产品的所有权，然后我们就可以撤回我们的监督，再把时间花在其他项目上。
Spectrum: 他们会给你指导方针或者根据他们的意向为X选择研究领域吗？
Teller: 都有。Larry，Sergey，Ruth，还有David Drummond [Alphabet的首席法务官]和Eric Schmidt [Alphabet的执行主席]，作为董事会成员，当然也是X的决策者。例如，对于一个相对成熟的X项目例如Loon，他们也会定期与Loon负责人会面，给他们建议，并提供一旦项目离开X后所需的照管。因为这些都将是它自己的经济实体。
我们的产品将创造新公司实体
Spectrum: 最近的一些报道称，X面临一些压力，外界表示它可能给Alphabet带来财务意外。这种压力是新的吗？
Teller: 当然不是。我们一直都有我们的使命，那就是为解决真正的世界性问题做一些事情。与此同时，为Alphabet创造一些利润。这些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无论创始人和Alphabet的董事会成员有多么好心，他们也不会把不确定的钱投入到一些他们没有信心产生更多价值的地方上去。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我相信他们的钱花得很值。而且，我相信，他们也相信他们的钱花得很值。
作为一个思维实验，你或你的读者可能会看到我们已经上市了的东西。假设某人购买了所有的东西，这时候想象一个购买成本。我可以跟你保证，你提出的成本将是我们制造成本的很多倍。
如果Alphabet想要继续成长，它需要有一个或多个机制来创建新的问题，而不只是新的解决方案。如果你有一组固定的问题，你才更有可能找到解决他们的方法。这就是X的使命。我们对于Alphabet的重要意义并不是一个意外：我们就是为Alphabet 而存在的。正如我所说，我们的产品正在创造新的Alphabet实体。所以我想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Alphabet会找到其他方式来增加它的名单—例如通过收购，但是在接下来的10至20年间我们仍将在塑造Alphabet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人工智能与未来的咖啡机
Spectrum：您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同时我也注意到你是最近斯坦福的人工智能百年研究的作者之一。
Teller：我希望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平衡的观点，既不粉饰美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也不屈服让步于消极层面的歇斯底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
Spectrum：的确，所以AI目前无处不在。实际上，Google Brain 在2012年已经从X项目中分离出来，成为了Google 的一部分，现在被用于大量的google 产品中。您如何看待AI的演变，如何看待它融入事物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Teller：人工智能已经以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在未来肯定会做的更好。但他是一种组件技术。晶体管已经改变了世界，但是说“晶体管会如何改变世界”几乎是错误的抽象层面，这就好比通过讨论H2O来理解一条河。所以AI将对科技智能化的提升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会改变我们给人们传递价值的方式。科技将越来越少地直接依靠机械化结构化的解决方式来完成我们交代的任务，而是越来越依靠智能的提升来解决问题。
比如说，依照目前的安全标准，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能够以时速50英里撞到砖墙但还能幸免于难的汽车，但从现在开始20年我们不需要这样做，20年后问题将不再是“车能幸免遇难吗”，而是车有多智能才不会撞到墙上。这将是探讨汽车安全的全新的更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