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邦”即“文明之国”。数千年来，赓续不绝的中华礼仪文明，既因其历久而弥新，亦因其维新而持存。虽然任何历史阶段都有“古今之变”的问题，但当下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社会变迁可谓日新月异，所以对包括国家礼仪在内的诸多事务来说，着实需要以变应变。国体和政体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礼仪制度的形式和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在国家礼仪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搭建了一个在诸多方面有别于传统中华礼仪体系，且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现代中国礼仪系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国家礼仪制度建设明显加速，举办了一系列重大的仪式或仪式性活动，例如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设立了两个国家纪念日和一个国家公祭日，此后每年都会举行相关仪式；党和国家近几年来举办了2018年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2019年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和阅兵式，2021年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等，在全国乃至全球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报告后，发表了一个在现代中国国家礼仪制度发展史中堪称里程碑式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充分利用庆祝活动激发的澎湃热情和强大正能量，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要进一步面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有效提升我们党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要总结好运用好庆祝活动的成功经验，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这个要求当然不仅适用于庆祝类的活动，也能够推及所有类型的国家仪式。最重要的是，它明确了国家礼仪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指明了未来的主要目标。“变”依然是完成这个目标的必由之路。
变革从来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极难之事，无论是面对挑战，还是反复酝酿，都有赖于对变革过程及其阶段性结果进行不断的、及时的和准确的评估。在当前国家礼仪制度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制度规范多为相关部门内部或小范围设定的，经过充分论证、多方参与制订且适用性较广的规范性制度文本并不多见。同时，在国家礼仪制度的有限研究中，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仪式的事实描述和意义阐发，客观的特别是实证性的分析较为匮乏。本文着眼于此，力图解决评估国家仪式的第一道难题，提要钩玄地明确评估的方向，确定制订评估方案的基本原则，并为评估的实操提供指导性的理论基础。此抛砖引玉之作，亦呼吁更多的同人推动和完善对国家仪式实证性的纵深研究。
如果将“仪式”锚定为上位概念或属概念，那么“政治仪式”就是其下位概念或种概念，“国家仪式”则是“政治仪式”的亚种概念。此外，诸如“国家礼仪”“国家典礼”“国家庆典”等，可以被理解为“国家仪式”的变种概念，强调的是具有高度制度化特征的国家仪式。
属概念“仪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直至政治人类学作为一种人类学的亚学科诞生半个多世纪之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些政治人类学家才较为系统地对种概念“政治仪式”进行研究，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大卫·科泽曾力邀政治学同人的加入，但响应者寥寥。即便当时兴起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也提出，应该加大对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象征性语言和行为的研究，长期以来亦未得到主流学界的青睐。不过，政治人类学的一些成果还是缓慢地传导或渗透到了政治学领域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学科的边缘地带，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一些碎片化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成果。当笔者在2006年左右开始系统性地研究“政治仪式”时，这一状况仍无实质性的变化。笔者与大卫·科泽在2013年初相聚其办公室时，两人对此都感慨颇多。庆幸的是，近十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对政治仪式以及更宽泛的政治象征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点从学术专著和论文的数量，国家社科基金（其中不乏重大项目）立项的数量，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数量的显著增长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
在“政治仪式”研究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浮现出更多细化的主题，包括“国家仪式”及与之相似的诸多变种概念。学者们并未对这些概念做任何概念学意义上的区分和界定，大多基于日常语境中较常见的用法，选用了“国家仪式”的表述。没有成型的核心概念，也就意味着关于“国家仪式”的研究难以形成其专有的研究领域，遑论获得其独立的理论地位。目前国内外关于“国家仪式”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是考察不同国家的仪式实践；二是考察国家仪式与其他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
考察不同国家的仪式实践是一条较为传统的路径。在政治人类学兴起时，就有不少研究关注到具有政治意义和宗教意义的仪式在各类早期政治共同体中的作用。随后，学者们的视野逐步扩展到更多的仪式类型上，例如教育仪式、音乐仪式、体育仪式、媒介仪式等等。他们关注的政治共同体类型也从初民社会延续到现代民族国家，甚至诸如欧盟这样的跨国家联合体。这些研究发现仪式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合法性建构。仪式能够通过生产和再生产各类权力源泉，为共同体的存在提供基础性的“理由”。二是政权建设。仪式作为权力系统制度化的基本方式，有助于政治体制稳定有序地运行。三是政治社会化。家庭、学校、媒体和社会提供的各类仪式和仪式化活动，能够在各个人生阶段和场合形塑国民的政治文化，包括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等。四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仪式是常见的和典型的对群体活动进行组织化的方法，能够将国民高效地纳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范畴。五是软实力构建。仪式是系统性地对内、对外展现共同体的文化、制度和观念的行为，如今更是普遍存在于国家形象的内塑、他塑与合塑之中。无论是时间意义上的存在和发展，还是空间意义上的内政和外交，国家的重要事务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五个方面之中。当然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当共同体内部或者共同体之间存在各种冲突时，仪式也能够在这五个方面发挥破坏性的作用。
国家仪式的研究中虽然不时出现一些新颖的知识，或者关注到一些不常见的活动，这些的确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研究的视角，但大多数研究极少跳出上述五个方面的作用。以近几年来的最新研究为例，有学者考察了数百年前南太平洋上汤加王国的国王葬礼，指出中央集权非常容易受到威胁的古代国家，可以通过特定的仪式设计达成整合国家的目的。①这项研究虽然引入了地质化学分析的方法，但研究取向几乎与前四个方面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另有些学者考察了极端组织如何通过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与既有国家政权进行竞争，他们发现，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中存在着一种“仪式化的过程”，犹如过渡仪式一般，能够将参与其中的成员从原先的认知系统中分离出来，并建立新的群体关系，强化对组织的忠诚。这项研究虽然比较新颖地拓展了对恐怖主义的传统研究，但采用的依然是大卫·科泽关于“仪式”的传统定义，发现的也是政治仪式的传统功能。
国内学者也在不断追踪最新的国家仪式，或者基于最新的政治社会背景对国家仪式进行解释。如从政治传播学角度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国庆阅兵仪式进行分析；从政治现象学和政治记忆的视角阐释国家大型阅兵仪式逐渐具备的“戎祀一体”的功能和意义。近几年来举办的一些重大国家仪式或仪式化活动，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等，都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从国家仪式研究的整体状况来说，第一条路径是主流，毕竟大多数相关文献来自人类学和历史学等领域，对典型性或代表性个案的实证分析是一项研究能够立足的关键所在。当然，在这些研究中，通常都会有其理论预设或理论目标，只是在理论“含量”上有所差异。第二条路径相较于第一条路径，在研究总量上偏少，通常基于案例为理论构建提供辅助性的说明。这种研究取向通常出现在两个阶段：一是在某个领域的兴起阶段，需要通过对既有理论的借用和改造，去打开一条新通路；二是在某个领域已经发展到一种近乎滞胀的阶段，需要理论的反思和创新，去拓展一个新空间。就此而论，国外的国家仪式研究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但似乎还没有到理论创新多点开花的状态，所以在近些年来的研究中，依然如前所述，主要还是在个案上寻找突破。国内的国家仪式研究在整体趋势上与国外相似，只是在数量、质量和发展速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国内第二条路径的研究是基于或引入较为成熟的议题来处理国家仪式，其中不乏将国家仪式和一些基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如记忆、传播（宣传）、象征（符号）和认同等。近几年来，也有一些研究尝试作出突破，或关注一些与国外研究有些许差异的概念。如在基于政治仪式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政治现象学方法，探讨如何认识和解决政治象征塑造中所面临的认同困境问题；或借助政治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国歌认知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为各种国家仪式中唱国歌的仪式设置提供更加坚实的实证基础。还有些学者着眼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特殊需求，探讨政治仪式在国家中的重要功能，如促进价值传输和政党认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