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发展的干扰强度在不同国家很不相同。对于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来说，虽然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干扰很大，但这些国家经济长期不能发展的关键原因却不在意识形态。而对中国来说，意识形态的干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 与绝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相比，中国有着长达几千年的几乎不间断的国家建构历史，并且在宋朝以后，中国的国家性质在不少方面已经接近于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换言之，大多数后发展国家都必须同时完成现代化的两大“任务”，即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发展工业资本主义， 而中国所面临的却只是一个“任务”，即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可以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落后”国家。
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本文的观点:(1)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2)中国古代国家建构及其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意义;(3)作为东亚文明的核心地区的中国，为什么其经济起飞滞后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东亚经济成功的启示
二战前，在西方率先兴起的帝国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挤压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先后出现了“独立”和“图强”意识。所谓“图强”，核心就是学习西方世界的生产方式，争取在生产能力、经济和军事技术上超越西方。对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来说，要成功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首当其冲的任务当然是要获取政治独立。二战后，非西方国家先后都取得了独立，但它们中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在很长时间却没能发展起来。
后发展国家在发展经济时都面临着许多方面的强力制约。复杂多变的大国间政治往往是一些中小国家经济长期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即使避开大国政治不谈，一旦西方国家取得了经济强势，这个强势就会对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在多方面产生抑制作用。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领先会导致国际劳动分工的不平等， 使得后发展国家的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依靠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生存，从而加剧了后发展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并在国际上形成了不利于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交换” 。发达国家的公司能通过政治影响建立一些不利于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 能通过政治控制和强大的财力( 包括行贿) 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进行操控，迫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屈从于西方的公司和国家利益。发达国家的公司在后发展国家的投资，既可能会挤垮地方工业，也可能会因为投资方向的偏颇使得被投资国家发展成为专门生产少数几个商品的“香蕉共和国” ，并造成这些后发展国家对投资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严重依赖。最后， 如果发达国家产生了经济危机，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危机对于后发展国家经济将产生更大的影响。比如阿根廷，它在上世纪 2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前是西方世界牛肉和小麦的一个重要产地， 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不再进口阿根廷的牛肉和小麦， 把阿根廷一下子打回贫困国家状态。
后发展国家的内部条件也会对经济发展有很大阻碍。现代的市场经济会对传统的经济、 权力结构，文化产生很大的破坏。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会被现代农业和工业摧毁， 传统精英的财力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会大大减弱， 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会随着新型精英的兴起和民众对他们依附程度的降低而大大衰弱。这些都是传统精英所不愿意看到的，也因此会受到传统精英自觉和不自觉的抵制。发展现代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有大量的廉价优质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需要受过一定的教育，与传统精英之间不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且行为方式不受到反市场的传统文化习俗的严重束缚。但是，在一个传统国家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之时，它的民众往往依附于统精英，并且往往在行为方式上受到反市场的传统文化习俗的严重束缚。
市场本身的性质也会是经济发展的阻碍。现代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健全的法律体系、一定的教育水准和基础设施的国家中才能很好地运行。市场经济还会带来诸如经济危机、贫富差距、工人失业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才能缓解， 一旦得不到妥善处理就会引起政治动荡， 从而破坏市场得以良性运行的环境。但是，许多传统国家却往往没有能力大力发展教育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发展的障碍来自多个方面， 并且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面对的主要障碍也不尽相同， 带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学者和政治家因此就会提出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 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具体情况很复杂，一般来说，左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往往会把外部条件看作是本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并把违反市场原则的“进口替代”(或“自力更生”)作为政策选项。偏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往往会把一个国家的内部条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进而推崇“现代化理论”和市场经济政策。
如果一个理论在某一国家取得优势地位甚至成为国策，其背后肯定或多或少有现实原因。比如，“进口替代”思潮往往会在一个刚独立或者长期受到西方列强控制欺凌的国家中盛行， 而“现代化理论”则是西方主流学者的看法，也往往会在一个独立了很久却没把经济搞上去的国家中盛行。 鉴此，我不想对这些“理论”的对错作出简单评判。笔者要指出的是，二战后西方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消退，各国纷纷独立，经济发展正式成为后发展国家的一个共同议题。此后有的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政策，有的国家采取了市场导向的发展政策，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政策，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成功，而经济率先得到突破性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东亚( 比如韩国和台湾地区)。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经济政策，而在于国家的性质，因为像“进口替代”或者“出口导向”这样的政策本来就各有利弊，并且经济政策的利弊会随时间而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