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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是新人。他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投身中国革命事业。1932年，因抵制“左”倾错误路线，邓小平被撤职缴枪、下放“改造”，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落”。直至193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才完成第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担任中央秘书长。八大之前，毛泽东评价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和厚道……比较有才干，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犯了错误时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邓小平成为常委的原因。
对出任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邓小平一开始是婉拒的。据刘少奇秘书刘振德回忆，八大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内容就是动员邓小平当总书记。邓小平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毛泽东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周恩来说：“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刘少奇说：“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定了！”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当时，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很大，有时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高于中央副主席，因此，邓小平作为中央“一线”领导，1966年和刘少奇一起成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失去一切职务，这是邓小平的第二“落”，直到197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才第二“起”。
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大常委。但这段时间，由于身体原因，林彪没做多少实际工作。“文革”开始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发生重要人事变动，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增了陶铸、陈伯达、李富春3人。延安时期担任过常委的康生此次也趁“文革”之机东山再起。
陶铸190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广东省经济建设中都有重大贡献。他当选常委后不久即受到迫害，1969年含冤病逝，终年61岁。
陈伯达1904年出生于福建惠安，在延安时常和毛泽东讨论古代哲学，成为毛泽东秘书，前后任职共达31年，被称作毛泽东手下“一支笔”。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由于陶铸很快被打倒，陈伯达跃居“第四号人物”，先成江青亲密伙伴，后做林彪“军师”。
李富春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是早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也是根据地和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当选常委后，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随后遭迫害，1975年忧病而逝，终年75岁。
八届十一中全会带来的最大人事变化，是林彪名列政治局常委第二位。这次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中央副主席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副主席实际上只有林彪一人，这标志着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