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这些新观念中，有一个一直被忽视的观点：
我们物种的繁殖过程是绝对超乎寻常的。
从我们的交配系统、孕产妇死亡率到更年期，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都违背了动物王国的普遍智慧。毕竟，任何物种的进化瓶颈都在于繁殖。
繁衍更多的物种是保持生存的方式，而根据数据来看，我们却无疑是有史以来地球上最成功的灵长类动物。
像莎拉·赫迪
（Sarah Hrdy，美国人类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对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编者注）
、克里斯汀·霍克斯
（Kristen Hawkes，美国人类学家，也是多项“祖母假说”研究的作者。编者注）
等开创性的研究人员，最终想到的问题是：
我们成功的物种本质，是由我们繁衍人类的方式决定的吗？
---
我们的童年始于配子相遇之前很久。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人类拥有一种特定类型的交配系统，这是一种繁殖形式，以特定的方式和目标构建我们的社会关系。
尽管互联网上恶俗的伪知识分子用“阿尔法雄性”（Alpha males）和“贝塔雄性”（Beta
males
）等伪科学术语来描述人类的互动关系，但人类物种在交配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喜竞争的。
（社群首领[alpha]是指社会性动物的社群中地位最高的个体。根据物种的不同，社群首领可能为雄性或雌性，亦或两者皆可。编者注）
雄性阿拉伯狒狒的獠牙长度是雌性狒狒的400倍，目的是为了炫耀和争夺配偶。
© Science Photo Gallery
虽然很难相信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乏味的一夫一妻制，但我们的配对倾向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理本能。
雄性阿拉伯狒狒（Hamadryas baboon）的獠牙长度是雌性狒狒的400倍，目的是为了炫耀和争夺配偶，而这种代价高昂的进化过程并不适合我们
（事实上，人类雄性的犬齿稍大于雌性，但只有7％左右，这对动物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
此外，在更具竞争性交配策略的动物中，进化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生殖器形态，从阴茎骨、阴茎刺到超大的睾丸
。迄今为止，对人类生殖器的任何测量均未发现这般明显的两性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多数人类学家主要关注雄性生殖器，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各种形状和尺寸的阴茎骨。阴茎骨可以在某些哺乳动物身上找到，但不是全部。多数灵长类雄性具有阴茎骨，所以没有阴茎骨的人类算是一个特例。© Didier Descouens Wikimedia（CC BY-SA 4.0）
这种性别间缺乏差异的现象，为我们建立了一种在动物世界非常奇怪的社会系统：配对关系。
几乎没有其他动物以配对结合的方式繁殖——如果不计入大量采用配对结合的鸟类的话，只有大约5％。但是，
灵长类动物中却有很大比例的物种选择了这种一夫一妻制的安排，大约占到15％，当然，这其中包括我们自己[1][2]。
关于为什么灵长类动物如此青睐配对结合的方式，存在各种各样的进化理论，包括保持与流浪雌性的接触、养育后代、提高对亲生后代的确定性。
一个较为突出的理论是，已经结对的雄性杀害幼崽的动机较小[3]，
尽管如人类学家霍利·邓斯沃斯（Holly Dunsworth）在她的《性行为造就婴儿》（
Sex Makes Babie
，2017）一文中指出的，有些人类的所作所为与这种理论对于灵长类的认识背道而驰。
其他理论则指出，流浪的雌性需要一种配对系统，以便在她迁移时不会错过交配的的机会。配对结合在灵长类动物家族中已经分别出现了四次，这表明，对配偶的需求动机在所有灵长类身上可能并不相同。看起来似乎很明显的是，
人类选择的交配系统与其说是为了
竞争
，不如说是为了
照顾
。
“父亲”
（在这里是人类社会中各种帮助者的统称）
的进化——实际上可能是解决人类婴儿最重要特征所带来的危机的唯一解决方案：婴儿对资源的需求极高。
© Alabama Tongue-Tie Center
养育人类婴儿需要大量的投入，我们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一切所需。作为胎生哺乳动物，我们通过捕获DNA中的RNA病毒编码来创造胎盘，突破了卵生动物由固定资源给养受精卵的限制[4]：作为一个临时器官，胎儿可以直接从我们的身体中获取营养。
不过，作为人类，我们显然走得更远：在贪婪的幼崽和哺育他们的母亲之间，维持微妙平衡的信号机制已经改变。
怀孕——只有我们人类的怀孕——为了应对婴儿的过分需求，已经变成危及产妇生命的考验。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和先兆子痫（Preeclampsia）在动物界几乎闻所未闻，但它们却已成为人类孕妇的常见杀手。
人类婴儿体型巨大、体态丰满，他们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致于母亲体内的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他们出生时大脑发育良好，体脂含量高达15%，但仍然不成熟，不够健全。
人类分娩的常见画面：胎儿巨大的头部已经娩出。© Gateshead Health NHS Foundation Trust
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巨大又无用的婴儿呢？
这些婴儿无法像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婴儿一样抓住母亲，眼睛和耳朵虽然已经张开，但头太重以至于无法通过其颈部支撑。这个问题，在进化理论中一直被视为经典的“移动沙发问题”（Moving sofa problem）。
正如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和电视剧《老友记》中所提出的那样，移动沙发问题探讨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又大又笨重的物体通过一个又小又狭窄的空间？
我们的婴儿头部非常大，而母亲的骨盆相对较窄，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了我们物种成功繁衍的一个巨大障碍：人类分娩变得危险异常，母亲的死亡率远高于其他任何物种[5]。
© Henry Vandyke Carter
经典观点认为，这被视为竞争性进化需求之间一种可接受的折衷。这也是1960年人类学舍伍德·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所谓的
“产科困境”（Obstetrical dilemma）
：通过分娩的危险旅程，是由我们直立的姿势和巨型大脑导致空间局促所决定的[6]。这一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男性和女性的臀部大小不同，以及我们的分娩过程为何如此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