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裁判结果】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责令优某农业公司对所有侵权繁殖材料（植株、枝条等）作灭活处理，同时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判决优某农业公司赔偿损失、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及合理开支共计330万元。优某农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优某农业公司种植并获得“赛雷特”苹果果实的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树苗枝条被繁殖。根据本案证据可以合理推定其存在持续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优某农业公司以营利为目的种植“赛雷特”品种树苗，大量销售苹果果实，且存在扩繁行为，其种植行为应认定为生产、繁殖行为。其既生产、繁殖苹果树苗，又销售苹果果实。其销售收获材料的行为是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行为在时间与获取非法利益链条上的自然延伸，应作整体考量。确定赔偿数额时，应遵循全面赔偿原则，以销售收获材料获得的利润作为侵权获利的参考。对侵权品种繁殖材料作灭活处理是停止侵害的有效措施和当然之义。在判令承担停止侵害的具体责任方式时，基于被诉侵权品种具有多年生长和无性繁殖的特性，若不对侵权繁殖材料进行灭活处理，侵权植株可能长期存活并有扩散风险。相较于铲除苗木再重新种植的方式而言，权利人主张仅对接穗灭活并嫁接非侵权品种接穗的停止侵权方式更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应予支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品种权人为新西兰企业，裁判结果彰显人民法院坚持依法平等保护。本案将销售收获材料的行为作为繁殖材料生产、繁殖行为的自然延伸，并在侵权人主要以销售收获材料获取非法利益时，将该收获材料的销售利润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为后续类似案件的赔偿计算提供了重要参考，进一步强化了对品种权人的全面保护。本案所支持的切除侵权繁殖材料接穗后嫁接其他非侵权品种接穗的停止侵权方式，充分考虑了多年生无性繁殖作物的特点，既充分保护了品种权人的利益，又合理兼顾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避免资源浪费，对于细化品种权停止侵权形式作出了有益探索。
【新疆华某科技公司与新疆某种苗场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知民终665号
【基本案情】
新疆华某科技公司系“天山祥云”蔷薇属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2022年，新疆华某科技公司从新疆某种苗场公证购买到侵害“天山祥云”品种权的种苗。2023年5月28日，新疆某种苗场与昌吉某培育基地签订《苗木订购协议》，约定销售“天山祥云苗木”8000株。新疆华某科技公司提起侵权诉讼，主张新疆某种苗场自2014年至2023年持续侵权，请求判令新疆某种苗场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500万元。新疆华某科技公司销售“天山祥云”的价格为320-360元/株，新疆某种苗场的销售价格为120-160元/株。新疆华某科技公司主张，以其销售“天山祥云”价格与新疆某种苗场销售价格之差的平均值作为其销售利润。新疆某种苗场辩称其系公益性事业单位，自2014年起从市属公园采剪“天山祥云”等月季品种枝条进行繁育，2021年将培育的36个月季品种统一命名为“天山玫瑰”，“天山祥云”仅为其中之一，其行为系科研开发，且其获取的种苗系从市属公园采剪或从外地引进，依据权利用尽原则，不构成侵权。其提交的2021年工作总结显示，在2021年扦插“天山祥云”10500株，成活4000株。2022年和2023年新疆某种苗场的《产地检疫合格证》中记载，包括“天山祥云”在内的“天山玫瑰”数量分别为20000株和50000株。一审法院认定新疆某种苗场的生产、繁殖和销售行为超出了科研范围，具有营利目的，侵权成立，判决其停止侵权并赔偿20万元。新疆华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品种权权利用尽原则的适用以经品种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的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为前提条件，且仅适用于针对该合法售出的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本身的后续生产、繁殖、销售行为，而不适用于对售出的繁殖材料进行再次繁殖并销售的行为。新疆某种苗场未证明其繁殖行为属于利用授权品种培育新品种，且大规模繁殖与科研所需规模不符，同时其存在销售营利行为，构成侵权。新疆某种苗场自认其于2014年底采剪扦插且至今仍生产繁殖“天山祥云”种苗，结合涉案公证书、相关协议及工作总结等证据，可认定其至少自2014年起至2023年持续侵权。考虑到对外销售商品的价格势必高于生产成本，新疆某种苗场拒不提供相关账簿等资料，故将新疆华某科技公司销售“天山祥云”价格与新疆某种苗场销售价格之差的平均值即200元/株作为确定权利人因侵权所受损失的依据。基于在案证据，新疆某种苗场2021年生产、繁殖被诉侵权种苗的数量不低于4000株，而2023年则为不低于8000株。据此，选取该两个年度的平均数量，可认定新疆某种苗场在2021至2023年期间生产、繁殖被诉侵权种苗的数量为6000株/年。仅以此三年计算损害赔偿数额，已超出新疆华某科技公司上诉请求的300万元。故二审改判全额支持新疆华某科技公司上诉请求赔偿额。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权利用尽原则不适用于对已售繁殖材料进行再次繁殖并销售的行为。二审判决在侵权人拒不提交财务账簿等证据的情况下，支持品种权人的相关主张，以品种权人售价与侵权人售价之差计算侵权受损，大幅提升赔偿金额，有力保障育种创新主体权益，对同类侵权案件中突破举证困境、准确认定赔偿数额具有借鉴意义。
【江苏金某种业公司与徐州地某农资公司、赵某、赵某宝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01民初2019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2896号
【基本案情】
江苏金某种业公司系“金粳818”水稻植物新品种独占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2020年5月，徐州地某农资公司因未经“金粳818”品种权人许可使用白皮袋不规范包装销售侵权种子，被判令停止侵权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该公司未履行上述判决，江苏金某种业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法院追加徐州地某农资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赵某为被执行人。2021年1月以来，赵某在微信群聊中陆续发布种子供货信息、徐州地某农资公司各销售区域负责人以及会计赵某宝联系电话等信息，并组织线下订货活动。2021年11月29日起，某农户与徐州地某农资公司销售人员沟通购买被诉侵权种子事宜，并向赵某宝账户支付预存款及剩余款项。江苏金某种业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徐州地某农资公司、赵某、赵某宝停止侵权并连带赔偿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一审审理过程中，经鉴定，被诉侵权种子与“金粳 818”为极近似或相同品种。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徐州地某农资公司在前案已被判决停止侵权后，再次通过微信群组织种子交易，实施侵权行为。徐州地某农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赵某利用微信群发布种子供货信息，并组织线下订货活动，在种子交易行为中起到了关键和核心组织作用，与徐州地某农资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参与种子扦样工作的赵某宝在徐州地某农资公司被强制执行后，以个人账户收取交易款项，其与徐州地某农资公司、赵某亦属于共同侵权。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徐州地某农资公司、赵某连带赔偿江苏金某种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80万元，赵某宝对其中的35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对隐蔽侵权行为和直接责任人予以严厉打击的典型案例。针对利用网络平台组织种子交易等隐蔽侵权方式，依法认定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起到组织、决策作用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以个人账户收取公司侵权所得并直接参与侵权行为的其他人员与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并基于其侵权情节和作用大小判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切实提高侵权代价。
【上海某植物公司与广州某农科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362号
【基本案情】
上海某植物公司及案外人上海鲜某公司系“红运来”果子蔓属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2020年1月，上海某植物公司经公证保全取得广州某农科公司销售的“新红星”种苗和保存在植物新品种测试（上海）分中心的“红运来”授权品种样品，并将上述两样品送至宁波某技术公司检测。2020年4月13日，宁波某技术公司出具《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为两品种AFLP指纹图谱相似度95.08%，两品种高度相似。上海某植物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广州某农科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一审判决以涉案品种没有分子标记检测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为由，对技术鉴定意见不予采纳，驳回上海某植物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上海某植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最高人民法院准许上海某植物公司的鉴定申请，并经双方同意，指定检测机构进行鉴定。该检测机构运用MNP标记法进行检测并出具检验报告，载明送检样品与对照样品遗传相似度99.91%，鉴定结果为极近似或相同品种。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对于植物品种同一性鉴定的分子标记检测方法是否科学可靠，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若特定植物品种的分子标记检测方法尚未建立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于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参照其他相关标准作出的鉴定结果，如鉴定方法能科学精准地区分不同品种且具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和可重复性，则可以作为认定被诉侵权物与授权品种是否具有同一性的证据。《植物品种鉴定MNP标记法》已被确立为国家标准，可适用于水稻、玉米、大豆等原始品种鉴定、实质性派生品种鉴定和品种真实性鉴定。果子蔓属凤梨品种的同一性鉴定可以参照《植物品种鉴定MNP标记法》进行。经鉴定，被诉侵权种苗“新红星”与授权品种“红运来”为极近似或相同品种。广州某农科公司未提交反驳证据，故可认定被诉侵权种苗与授权品种“红运来”具有同一性。遂改判广州某农科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7.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