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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天天特别黑，我们的心情也很沉重，没有一个人有笑脸。说实话，我们如果把田地分给各家各户，就要担风险，不分的话的，我们就要饿肚子，逃荒要饭。最后大伙儿商量了半天，还是决定分田地！”严金昌说。
“托孤生死状”由此而生：“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宋琨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严金昌讲述那个夜晚的时候，没有成为带头人的自豪感，只有朴实农民的乡土口音。来到大包干纪念馆，宋琨看到了张破旧的‘托孤生死状’，上面有18个鲜红的手印。纸上还有两个名字上没有按手印，严金昌回忆说，这是两个单身汉，当时出去要饭了，没有回来，就没有按。
仔细看这张生死状，会发现上面有4个错别字。大包干纪念馆的讲解员说，当时灯光昏暗，而且写这些话的人确实紧张。宋琨却觉得这充满了历史的真实感：“对，就是这张破旧的、带有错别字的纸，开启了新的时代，那张纸确确实实让我感受到一代改革先锋的精神。”
因为参加了“皖约”2018安徽省精品研学线路大型传播体验活动，宋琨不仅“看见了”40年前那段重要的历史，还去滁州琅琊山醉翁亭吟诵了欧阳修的名作《醉翁亭记》，又到访合肥“科学岛”，感受了前沿科技的魅力和当代科学工作者的奋斗精神。
正在进行研学相关领域创业的宋琨感概：“就像飞机发掘了人们对于‘远方’的需求，电商发掘了人们对‘便捷’的需求，我们需要找到研学游的意义与价值，架起桥梁帮学生明白研学游要研什么？学什么？怎么研？怎么学？让信息有温度，让大家在研学中收获意义，让研学旅行成为一种酷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生活很富裕，更需要精神上的富足。”宋琨说。
亳州花戏楼门口，一群小学生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准备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