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政治：亚洲政治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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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族政治的渊源
政治是在社会的土壤上生成的。有何社会，就有何政治。家族政治的深厚土壤是久远的家族社会。
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由氏族社会进入家族社会。在人的所有社会关系中，血缘关系是最牢固、最原始且最不可改变的关系。家庭组织将这种血缘关系限定在家庭范围内。而随着血缘关系的延展，家庭的范围扩大，从而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家族便是放大了的家庭。
家族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在亚洲格外发达，与亚洲久远的农耕生产方式相关(如果说西方文明的根是商业文明，那么，东方亚洲文明的根则是农耕文明)。农业社会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财产的占有、支配和继承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由此形成家产制。所谓私有制，实际上是家庭所有制。而在农业社会，一家一户并不能完成全部的生产生活活动，人们还需要社会帮助。最接近、最直接的社会就是与本家庭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家族社会是比家庭更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次级社会群体，是“扩大了的家庭”。在农业社会，人们依靠家庭这一初级社会和家族这一次级社会，就可以完成人生的全部活动。因此，人们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家是内生的，不可或缺的；国是外生的，可有可无的。
正因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在人的生活中具有基础性甚至唯一性地位，从而形成牢固的家族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最重要的理念。其主要表现为：
先人崇拜。因为个人的生命是由上辈先人赋予的。没有前辈，就没有后人。由此形成对先人的尊重并以各种仪式强化其这一理念。在中国，就是孝道文化。“孝”的核心是对先辈的感恩遵从，即“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即使是前辈出现错误，也要“为亲所隐”。因为如果没有先人，个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会为人所轻视，甚至蔑视。对人最具有伤害力的是“挖祖坟”。这不仅仅是对逝者个体生命的不尊重，更重要的是对活人的污辱。而西方宗教的“上帝造人”则淡化了“生命唯一源于祖先”的先人崇拜理念。
传宗接代。生命由前辈而来，且要通过自己延续下去，由此形成对血脉的延续。在儒家文化看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是最具有伤害力的话语。这意味着祖先传承的“血脉”因此中断；意味着长期积累的家产无人承接；意味着年老无人照顾，死亡无人送终，亡后无人纪念，灵魂不得安宁。所以，传宗接代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使命。特别是要生育男性。因为只有男性才能完成传宗接代的重大使命，才能保证先人延续的“香火”代代相传。
血统意识。血统是对血缘关系的认同。为了承接祖先的生命并将生命力延续下去，必须认同一致的血缘。即人的生命只能来源于一个祖先，人的财产也只有传递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只有这样才是为人们所信奉的“正宗”，才能保持生命的优良性。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化中，流行的是“生为×家的人，死为×家的鬼”，“杂种”是骂人最甚的话之一，不同血统的人不能通婚。在印度则将这种血统观念制度化了，形成了种姓制度。不同种姓的人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界限。
由家庭经济、家族文化构成的家族社会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排他性。费孝通将乡土中国称之为“熟人社会”。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亲人社会”。因为在农业社会，人们生活在村落之中。而村落实际是由一个个家庭及放大了的家庭——家族所构成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对此的认识很深刻，他说：“从社会角度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里的邻里社会。”①因此，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才是最亲近的人。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以与自己的亲近程度所决定的。费孝通将人与人的关系定位为“推己及人”，一圈圈向外推。②其实，人们的关系不是简单推及，而是根据血缘的亲疏。如果说在西方遵循的是“对事不对人”的无差别主义，那么在中国则遵循的是“对事更对人”的差别主义。
这种“亲人社会”具有强大的内聚力。这首先在于，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血缘关系一经形成就无法改变；举凡其他任何社会都可以改变。如中国民间所说“遇险是救母亲还是救妻子”？相当多数的人选择救母亲，因为母亲是唯一的，妻子则可以不是唯一的。所以，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血缘共同体是最牢固的，“血浓于水”。中国民间因此流传“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其次，它是利益共同体。“亲人社会”不仅“骨肉相亲”、“血肉相连”，而且利益攸关。由于财产的家族占有制，有利益可以共享，有难处可以互帮。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家庭是个体生命漂泊的港湾。当家庭与家族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发生冲突时，最可靠的保护是家庭和家族共同体。再次，它是信任共同体。在生活世界里，人们必然会发生各种交往。交往中就会存在信任关系，信任就可以交往、交心。而在信任对象中，亲人是最容易，也是最值得信任的。因为他们自小长期相处，相互了解，更重要的是还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和利益关系作为支撑。因此，亲人是天然可以信任的“自家人”，其他人则还需要熟悉才能信任，其交往获得的信任成本大大高于“亲人”，随时都面临背叛的风险。因此，家族“亲人社会”的内聚力与排他性是相辅相成的。内聚力恰恰是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上的。只有排他，才能保持内聚。
国家是比家庭、家族更高级的社会共同体。有了国家，就有了政治。但国家是由一个个家庭和家族构成的。家庭和家族必然向国家渗透。最开始的国家就是以一个家庭作为统治者的。随着国家的扩大，扩大了的家庭—家族力量进入国家，形成家族政治。
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利用这种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权力，人们可以获得原有家庭和家族所不可能获得的巨大财富、声誉及其各种资源。于是，人们利用家庭和家族的力量去争取国家权力，同时又希望将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永远保留在本家庭和家族之内。因此，国家一开始产生就是以王朝国家的形态出现的。所谓王朝国家，就是国家统治权力由某一家族所独掌并世袭。王朝国家实际是家庭所有制的扩大，即将家庭对财产的占有扩大到国家，形成家一国体制。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皇帝大家长，家长小皇帝，国家成为某一个家庭的私有财产，即“家天下”。而且这种“家天下”具有正统性。如中国汉代的王莽要执掌国家权力便不具有合法性，因此被称之为“王莽篡政”。汉朝皇帝必须出自于刘家，唐朝皇帝必须出自于李家，宋朝皇帝必须出自于赵家，明朝皇帝必须出自于朱家。王朝国家实际将家族社会的一套理念和行为方式延伸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统治者家族是国家的内核，国家只是统治家族的放大和依附。
中国在世界上很早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巩固王朝统治，国家实行官僚体制。行政官僚尽管没有家族身份限制，但其本质是王朝统治的“管家”，即皇帝家庭的私人奴仆。不论他有多大才能，都不可能取代皇帝执政，否则就是“僭越”，即君臣如父子。因此，在韦伯看来，“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家产制支配以后，中国基本上就是个家产官僚制国家，具有家产官僚制的一般特性”③。而由于皇帝希望多生产子孙，其家族无限扩大，又会在王朝之下形成若干家族。同时，在国家鞭长莫及的地方和王朝力量衰减的时候也会产生若干地方家族力量。这些地方性家族与国家性家族的性质是一样的，都会以其家族的力量控制和影响国家这一特殊的公共权力。如中国古代名著《红楼梦》所描绘的“四大家族”。同时，王朝对社会的统治经常会利用家庭力量。一人有功，光宗耀祖；一人有过，株连九族。由此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家族认同意识。
亚洲许多国家虽然未能建立或者长期延续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地方性家族却长期存在。这些国家的统治权也往往为不同的家族所执掌。以日本为例，世袭家族政治渊源达千年之久。“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尽管延续时间长，但一直未能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地方性家族十分发达，并把持着地方政权。如藤原家族是历史上世代担任关白(相当于中国的丞相)、摄政、太政大臣(相当于中国的副丞相)等职务的显贵家族，享有荣华富贵长达1300年，几乎是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世家。在日本，没有家族的背景和支持是很难取得政治地位的。丰臣秀吉尽管才干卓著，功绩非凡，但由于是农民的儿子，只好认藤原家的族长近卫前久为养父，改姓藤原，后来天皇才赐予其“丰臣”姓。在巴基斯坦，贝·布托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古老的布托部落是信德省最大的部族之一，拥有数十万名成员。
应该说，家族政治曾经是世界上普遍的政治现象，并不为亚洲所独有。在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前，也普遍存在着家族政治和王朝国家。只是其家族社会的土壤不深厚，家族政治影响相对较弱，并不讲究血统的正宗性。许多王朝为了巩固和扩展其统治，往往采取政治联姻的方式。而且，来自另外一个王朝的人员可以因为姻亲关系成为本王朝的执政者。
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王朝国家形成不久，欧洲就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的深远后果是将国家与社会、公共性与私人性分离开来，形成了私人性的市民社会和公共性的民族国家。市民社会的形成一方面使得人们冲破了家庭、家族的狭隘樊篱，大大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人们不仅仅是依托于血缘关系，还产生了地缘、业缘关系；同时形成了自由、平等、人权等以独立个体为本位的理念，个人不再是听命于国家的臣民，而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而民族国家便是建立在个体公民权利基础上的。国家不再是某一家族的“私产”，而是全社会的“公器”。随着国家越来越多地为公民提供福利，使得人们的家庭、家族观念趋于淡薄。为了保证国家的“公共性”，欧洲国家普遍实行政党制和议会制。政党是某一阶级或者社会群体的代表，通过议会执掌和行使权力。政党政治因此替代家族政治。它们两者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前者是某一阶级、群体，甚至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后者只是家族利益的代表或者是以家族利益为上。
当然，在实行政党政治的欧美国家，家族的政治影响仍然存在。但它是在政党政治的框架下运行的，受到政党政治的制约。一些家族能够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和人脉资源影响政治，执掌权力，但对社会的控制力相对较弱。从总体上看，资产阶级革命越彻底的国家，家族政治的影响就越小。
亚洲的家族政治之所以影响深远，除了悠久的家族社会传统以外，就是几乎都没有发生彻底的或者内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从而将家族社会与家族政治剥离开来。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均有着长期王朝帝国历史，后相继沦为殖民地，直到20世纪中叶获得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实行民主共和体制。但这一过程并没有伴随深刻的社会革命，长期历史沿袭的种姓制度、宗教性和地方性家族部落社会得以延续下来。那些长期以来居于优势地位的家族或者在独立建国时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导人的家族人员，得以在共和制度下长期居于政治主导地位。日本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近代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很快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战后在美国的刺刀下实行民主体制。但无论战前和战后，日本社会都没有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历史上长期沿袭的家族社会继续承接下来。
正因为如此，在亚洲国家，民主共和制度都具有外生型，不是由于社会自身变迁的结果；而且，家族力量可以借用政党的外壳和更替执掌统治权力。因为政治是广阔的公共领域，民主政治是各种力量参与并相互博弈的过程，没有相当的资源是难以参与政治竞争并获得优势地位的。如在日本要想通过选举当选议员，需具备“三番”：即地盘、看板和提包。所谓“地盘”，指选举区内支持者的组织，如后援会或候选者自身担任要职的地方团体等；“看板”，即知名度；“提包”，乃竞选资金。④只有那些大家族才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
在韦伯看来，“中国的氏族性家族组织，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中的氏族发展(多半是断绝)相对照之下，不管其内在本身有多少变化……其中的氏族血缘纽带(或拟血缘的凝聚关系)，历数千年，一直到近代，恒为一切关系中极具支配性的一道锁链”⑤。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就是王位的家族世袭。世袭伴随整个文明史。近代以来，中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民主主义的社会革命，革命对象之一就是家族政治，如在底层反对家族意识，上层反对“四大家族”，家族政治的影响被弱化。但革命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将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权力过分集中，造成家族政治特别是传统王朝政治的一些因素以新的形式复活。如“文化大革命”是要“破四旧”，是一次思想文化的大“革命”。而正是在这样一场“革命”中，家族政治意识以新的形式复活并强化，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的血统观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尖锐指出了“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认为“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⑥；“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⑦。
三、家族政治的演进
家族政治是一种久远的政治现象，它的存在和延续有其基础，特别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特殊时期有其特殊的价值。主要表现为：
第一，保持政权的稳定性。亚洲国家基本上都是在内部没有足够的民主社会发育基础上实行民主共和体制的。现代民主共和体制为人民带来了参与政治的可能，打开了各种人士参与政治并获取利益的大门，并会出现所谓的“参与爆炸”。这种参与并不是制度化参与或者是有序参与。政治参与因此往往与政治动荡相伴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特别需要强大的权威保障参与与秩序的平衡，以保持政权的稳定。家族政治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族政治将政治主导权限制于家族内部，他人没有问鼎最高统治权的可能，除非“谋反”和“造反”，由此保障政治核心层的稳定和政局的稳定。特别是建立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属于特殊魅力型的领袖，享有很高的威望。而拥有广泛资源的大家族的社会声望也很高。由这些政治领袖和政治“世家”执掌统治权，能够得到为传统意识浸淫甚久的民众的信任和拥戴。如印度拉吉夫·甘地的妻子索尼娅·甘地，在自己的公婆、丈夫遇袭身亡，自己又是外国人血统的情况下，一再声称不参与政治，但经国大党领导层的再三要求，只得担任党的主席。而那些尽管出身非政治世家的“草根领袖”，因为执政后的表现往往让民众对他们失望，从而更相信有政治“家底”的家族后代。在菲律宾，演员出身的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当选总统。因为其平民背景，被称之为“草根总统”。但是，他上台后因受贿丑闻被迫下台。阿基诺三世参加选举之前并没有太多准备，但参加选举后的影响却“不可思议地快速上升”。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罗塞斯收集百万签名“劝选”，同一政党的候选人罗哈斯“避让贤路”。为此他得以高票出任总统。中国台湾地区解除“党禁”后，因出身雇农而号称“台湾之子”的陈水扁当选“总统”，但在任期间就因贪腐受到抗议。失去执政权的国民党重新执政，原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当选“总统”。
第二，保持统治的连续性。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由于各种因素，政治变迁过程经常会中断，并伴随着政治动荡。而家族政治可以保持统治的稳定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久远的家族忠诚的传统。因为血缘关系是无法改变的，自己的生命都来自于前辈，忠诚前辈成为至高无上的信念。背叛自己的前辈将会冒极大的道德风险，甚至自己无立足之地。基于血缘的忠诚意识，不仅使前辈领袖愿意将政治统治资源传递给自己的后人，后人也会忠诚于自己的前辈，由此保持政治统治的连续性。而对于亚洲国家的民众而言，他们更看重的是谁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而不在乎谁当领导人。相反，他们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前辈能够让自己生活幸福，其后辈也会如此。至于那些抽象的民主形式，他们并不看重；相反，对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民主”还嗤之以鼻。如在新加坡，即使是许多饱学西文的上层人士，对竞争性民主也很不以为然。菲律宾许多民众是“选家族而不选政纲”，因为实体家族比空洞政纲更靠得住。所以，由西方世界舶来的“民主”在亚洲往往被转化为“爸爸式民主”，即爸爸是最关心自己子女的。尽管他可能很严厉，但都是对自己好。爸爸也会出现失误，但其做爸爸的地位是无法改变的，更是做“儿子”的不可替代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实行家族统治的国家，其统治的连续性更强。
第三，实现政治转型的特殊保障。随着新社会因素的发育和发展，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转型过程中的政治转型最为困难。一方面是传统社会习惯十分强大，另一方面是新经济往往是在权力怀抱中成长的，由此形成特殊的利益结构。要成功实现政治转型，必须有一个拥有强大政治资源的“政治强人”发动和推进。家族政治在这其中往往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利用长期积累的政治资源，一方面启动政治转型，另一方面在转型中保持基本秩序。中国台湾地区得以从“威权政治”步入“民主政治”，没有蒋经国的推动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以上因素，家族政治得以在亚洲长期延续下来。但当今的家族政治与传统形态有明显的区别，它毕竟是在共和国制度下存在的，并受其制约和影响。
其一，家族政治不是王朝政治的简单复活。尽管一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世袭，但不是简单的指定，也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将家族后代的地位合法化。这与传统王朝政治将统治权力仅仅视为“家事”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政党政治的格局下，领导人的地位需要政党加以认可。领导人的产生尽管还没有成为“国事”，但至少已成为“党事”。
其二，家族也要借助一定的政治程序执政，且不是一直把持着统治权力。亚洲多数国家实行多党制。这就意味着那些政治世家也得利用政治竞争的规则执掌权力。家族要披上党派的外衣参与权力的角逐。家族之间的政治竞争不再只是家族之间政治实力的较量，还得接受民众的选择。这就意味着家族的政治统治地位不是先天就有，也不是永远不变的。
家族政治在特定时期有其特定价值，但也有其先天的缺陷。
一是接班人的正统性问题。尽管在家族政治体系中，政治地位的获得只是家族内部的“家事”，但是，家族也是一个小社会，特别是从家族延续的角度看，家族意味着子嗣甚多，如何在众多子孙中选定接班人成为最大的难题。这是家族政治先天具有的难题，并往往成为致命的缺陷。因为并不是本家族后代都适合或者都愿意做统治者的。这就为那些阴谋者留下了空间。所以，传统王朝政治总是伴随着宫廷争夺，甚至腥风血雨。当然，这种家族内斗在传统社会里对社会影响不大，而在国家越来越深入到民众生活的当代，“家事”处理不好会造成国家的重大动荡。
二是家族政治的认同性问题。家族政治建立在对家族的认同基础上。这种认同基于久远的道德理念。人们根据家族不同，其行为只问好坏，不问是非。不同家族之间会因为这种理念势不两立，争斗不已。因此，传统社会的家族斗争也是非常残酷的，甚至成为世代血仇。这种家族认同也会带入现代政治生活之中，并会由于党派竞争而放大，使政治成为永不妥协的“肮脏战场”，充满着家族派系之间的尔虞我诈和你争我夺。人们不是忠诚于政纲而是忠诚于家族。中国台湾地区实行“民主政治”后，蓝绿阵营势不两立，不断撕裂着社会。
三是权力经济问题。家族力量得以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特别是在政党竞争体制下，家族需要投入更多经济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动员。这种情况使得本来就是经济与权力相关联的家庭政治与经济社会的联结更为紧密和复杂。权力经济与家族政治成为一对难以分割的孪生兄弟。泰国的他信被指控以权力谋取家族利益而下台，并受到审判。日本的财阀与政治世家也是相互关联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任时享有很高威望，但离任后因亲属接受商人不正当钱财为舆论所迫，不得不跳崖自尽。
四是家族政治造成的政党分裂问题。家族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排他性，带来家族之间的争斗，并扩展到公共政治领域。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是比家族更大的共同体，并是公共性、专门性的政治团体。政党的团结依靠的是政党纲领的正确和党员的平等权利。但家族政治将私人关系带进政党政治的公共领域，将政治资源向本家族的人传递，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由此必然造成政党的分裂。日本的自民党内派系林立最后造成分裂便是由家族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相任职时间平均不到一年。
五是家族政治的可持续性问题。家族政治毕竟是长期农业文明积淀的产物。它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封闭性和对家族的依赖。随着信息开放和人们对家族依赖程度降低，家族政治的认可度也会降低。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建国以来，政治动荡不安，重要原因是执政的领导人都试图实行家族统治。巴基耶夫依靠对阿卡耶夫家族统治的批评而上台，执政后却重复阿卡耶夫的老路，后又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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