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松浦理英子『最愛の子ども』，文芸春秋，2017年，第8-9页）
小说主人公之一今里真汐的这篇“命题作文”，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少女”成为社会关切之焦点的
奇特方式
。毋须多言，在近代日本的社会语境下，自从“少女”在明治以降作为一个被认定具有稳定指涉的范畴确立之后，随着现代教育制度和医学制度的确立，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政治主体的性别差异的规定，乃至对未成年女性在学校、社会和家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担任的社会分工的规定，有关“少女”的各种文化想象——从服装、外貌到行为规范——就不曾有过间断。关于“少女”近代以来如何在各种话语中得到表征，论者们可以（也确实已经）写出一系列研究。
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以现代原子家庭中的“贤妻良母”形象为出发点，有关女性的不同年龄段的文化想象和制度性安排——从着装、言行举止到自我身体的治理——都不断地（再）生产着社会对于“少女”的预期和认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概念的模糊边界和历史层累，而是将目光聚焦在当代日本社会围绕“少女”所提出和前景化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现象上，那么也很容易看到，当今书肆和媒体上由各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专家学者或记者所撰写的有关现役女高中生或女大学生因各种原因而参与软色情行业乃至非法卖淫的纪实类书籍，早已像快餐食品一般，俨然成为一种特定的消费品（属于同一类型的还有关于卖淫主妇、AV女优等“贫困女子”的纪实类书籍）。例如，当东京在2020年因为疫情而宣布紧急事态令之后，关于由此陷入贫困的卖春少女的书籍，一年内便出版了不下五种。在这些作者充满忧愁的笔调下，我们总是能看到他们对于采访对象所披露的生活细节的奇特兴趣，而他们从不同的受访者经历和不同的细节中，又总是能得出雷同的、大而化之的结论：政府政策的灰色地带、制度性保障的匮乏、社会关注的缺失、少女们的绝望。
这些现象本身或许无甚稀奇。重复一遍：自从“少女”这个概念以及随之诞生的一系列文化符号和制度性安排在现代性条件下形成并稳定下来以后，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围绕“少女”话语的种种想象和讨论，总是容易成为论者们热议的焦点。与此同时，不要忘了，在战后日本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少女”作为一个文化象征，也曾不时被知识人拿来与他们对于革命的纯粹性或天皇的纯粹性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如批评家絓秀实指出的那样，“少女”在文化象征的意义上之所以能作为“革命的增补（的增补）”，是因为“这一存在既在‘性’的意义上，也在形象的意义上是纯洁的，与此同时又是进步而现代的。资本制带来的‘故乡丧失’必须经由纯洁的‘革命’得到恢复，贫困和饥饿却又必须由资本制的‘进步’来克服；‘少女’便将上述悖论集于一身”
（絓秀実『JUNKの逆襲』，作品社，2003年，140-141页）
。
絓秀实著《垃圾的逆袭》
但是，正如絓秀实以思想家吉本隆明早期诗歌中的“少女”形象为例进行的分析所透露的那样，“少女”一方面作为一个被典型化的符号出现在文艺创作中，并由此进入理论和批评的视野，另一方面则往往在社会学的对象群体的意义上，被研究者们——尤其是被执迷于纪实采访的研究者们——还原为一系列社会问题或矛盾的
被动受害者
。无论是何种情况，人们似乎都没有办法就如下问题形成令人满意的一致答案：当人们在谈论“少女”的时候，人们究竟在谈论什么？一边是“田野”（读作：搭讪[ナンパ]）归来的“社会学家”绘声绘色地向读者描述着他们了解到的未成年少女的卖春行为，一边如吉本隆明等思想家们则激进地、想象性地为“少女”的符号赋予各种乌托邦色彩——这里呈现的与其说是“少女”的形象与指涉之间的分裂，不如说是侃侃而谈的“大叔”们的思想分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可以就上述问题给出答案；毋宁说，重要的是论者们是否意识到这种思想的分裂及其意义。）
距今二十多年前，以研究“援交少女”现象著称的日本社会学家宫台真司，在一篇关于在日本东北青森地区从事“电话风俗”服务业的少女的研究报告的结尾，对于包括自身的研究在内的、针对以这些“风俗业”少女为主题的公共话语和学术话语，展开了一番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女性的人权”“人格的尊严”“孩子们的将来”等所谓“普遍性”语词，在这种地方都市的“本土”空间内，究竟如何传达、传达到哪里，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实际意义？
（宮台真司『まぼろしの郊外』，朝日文庫，2000年，49页）
如果说上述质疑仍然建立在“东京=大都市”/“青森=地方都市”的地域性二元格局之中的话，那么，宫台接下去的一段话则几乎以一种犬儒主义式的自我反讽，不仅从根本上取消了包括他自己的著作在内的学术研究的意义，甚至取消了这篇研究报告本身的意义：
我在去年（1993年）《朝日新闻》文化版的“水手服论战”中批判说，“如今恰恰有必要确立现代市民的伦理”也好，“有必要确立主体性”也好，“有必要成熟起来”也好，“战后知识分子”挂在嘴上的这些语词，都不过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知识分子限定”、“论坛限定”的那种“讨好长辈”的戏言罢了，它们唯一的用处就是安慰被现实——即背叛了知识分子们的表面说辞的现实——所伤害的自我意识。然而，这种结构以难以察觉的方式，也已经渗入到我自己关于“水手服高中女生”或“约会俱乐部高中女生”的论述中去了，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