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理论的自洽性需要让位于现实的可行性。抽象的政治理论与岸边教人游泳没有本质区别。伯克关于一位论者的讽刺性批评是一个更好的总结，“政治家与大学里的教授不同。后者只有关于社会的普遍观点”
（Burke, Edmund,
Speech on Unitarians Petition for Relief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4,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5, 489）
。
保守主义在智识上的相对缺位，导致它从诞生起就面临其他意识形态的指责。保守主义被视为一种派生性的结构，来自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换言之，它本身不具备独立价值，只能作为自由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的参照物才能生存。所以在最好的意义上，保守主义也仅仅是历史的刹车片，用以柔和其他意识形态变革对社会的撕裂；一旦完成了任务，保守主义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退场是它的体面出路。在最坏的意义上，保守主义是“过时”的代名词，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将其迅速扫进历史的垃圾桶是对它最好的尊重。
福西特在这本书中同样需要回答“什么是保守主义”的问题。他承认保守主义在政治实践上的偏好性，也承认保守主义在政治现实上的成功和智识上的空缺。他认为，保守主义之所以难以进行原则性归纳，原因之一就在于“由于右翼在政党政治中欧取得的历史性成功，右翼思想家和学者之杰出往往是基于个人的卓越才华而非基于对无可争议之原则的逐步强化”
（48页）
。但保守主义在原则上的缺乏不代表它不能被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或者政治传统进行归纳。
在福西特的理论假设中，自由主义孕育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日，自由主义世界是一个不可逆的主导过程。在孕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创造出资本主义民主作为新的政治结构。这种结构能更充分适应现代性下以个体权利为主导的政治需要。民主结构的良性运作或者活力，表现在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世界的充分竞争。用福西特自己的话说，“如果没有对手，那么争论以及——至少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政治本身就会死去”
（65页）
。
在福西特的基本框架中，他遵循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对保守主义的长期理解，即作为从属地位的保守主义。一方面，保守主义即便一开始没有屈从于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它今日也已被迫接受了这一世界。这尤其体现在今日大部分西方国家中，保守主义只能通过资本主义民主的方式获得政权。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在今日世界的存在价值由自由主义所创造。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性需求，保守主义只是无以为继的政治力量，随着它所保守的传统一起逝去。
对真正的保守主义而言，福西特的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再次对景观社会想象的投射。保守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共同体先于个人。用当代保守主义大师罗杰·斯克鲁顿的话说，任何政治系统的运行必须依赖共同体提供一种前政治忠诚作为可能性。举一个例子，为何在某些国家选举结果可以被公众所接受，在另一些国家却导致了政变和内乱。这必须由一种前政治忠诚作为依据，让失败者接受自己的失败。自由主义的抽象个体在这一问题上即便不是难以作为也是虚弱无力。这种愿赌服输的社会共识需要以承认个人意志的有限性为条件。换言之，只有承认共同体先于个人，才能构建起稳固的前政治忠诚。在保守主义者斯克鲁顿的视域下，保守主义对共同体的苦心维护才给予资本主义民主的游戏空间。保守主义不需要自由主义施舍给自己一个自由主义框架作为自己的生存价值。保守主义与人类历史同在。
混乱的保守主义大杂烩
福西特在这本书的第二章确立了自己的基本框架后，开启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他试图从英美德法四国出发，勾勒出四国从法国大革命到今日的保守主义脉络。笔者非常敬佩福西特的这种努力，在保守主义者内部这也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尝试。福西特将法国革命后的保守主义分为四个阶段，即1830-1880年的抵抗阶段、1880-1945年的适应和妥协阶段、1945年-1980年的掌控和复兴阶段，以及1980年至今的超自由主义和硬右翼（hard right，也可以称为极右翼）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分为两章。一章专门论述政党政治的变化，一章专门论述其所认为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这种整全性的描述为我们带来全景式图谱的同时，也导致整本书的内容出现了诸多问题。
第一是福西特自己也承认的历史偏颇性问题。在他的历史学回溯中，他正确指出了保守主义的很多特征。比如与英美保守主义相比，欧陆保守主义带有更强烈的威权特征。这种差异甚至可以追溯到伯克和迈斯特反对法国大革命中的细微差异。他甚至敏锐地注意到新保守主义可能没有被纳入保守主义的正统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