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是很有见地的。需要继续探讨的是，林风眠当时创作这些“残杀”题材作品固然并非指向某一具体的政治事件，但是否完全与当时现实中的所有政治暴力杀戮无关，我认为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而且这也将有助于对《致全国艺术界书》的思想性及其政治语境的思考。但是由于拙文的议题所限，这个问题没有继续讨论下去。现在再次阅读全书，正好可以把对话接续起来。
对话一
《缝隙中的航道——20世纪中国画家的主体际遇》这个书名本身就可圈可点。作者自己提供了一个关于书名的解释，概括地阐释了该书以“文本的再阅读”为中心的研究面向和方法：“至于这本书的主书名——《缝隙中的航道》，或许容易被理解为20世纪画家的存在状态之描述——‘他们’在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日常等诸多话语的缝隙中前行。然而，选择这个题目的出发点，却非如此。在我看来，‘缝隙’一词指‘文本缝隙’，而所谓‘航道’则指我们面对文本展开的‘再阅读’。也即，它并非在描述‘历史参与者’，而是我们自身状态的一种‘表达’。同样，副书名——《20世纪中国画家的主体际遇》也存在着可能的误读：将‘主体际遇’简单理解为‘历史参与者’的生存状态。虽然，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试图通过‘文本校验’感知如此之‘主体’。但事实上，‘主体际遇’不仅指向‘历史参与者’的现实场域，同样也涵盖了‘他们’在各类文本中的‘存在状态’。甚至从某种角度看，后者较之前者更为重要。”
（14页）
那么，作者的研究出发点可以更直白地理解为对现代美术史研究及其研究者的反思，其切入点和中心议题就是美术史叙事文本的“再阅读”和“多文本校验”，力图由此而从“文本缝隙”中揭露宰制着主流文本的建构和接受的“他们”的动机、意图、手法及其影响。从春晓的出发点和该书的内容来看，“缝隙中的航道”当然是一个很有象征性和形象性的书名——研究者应如何在“文本缝隙”中展开重新面对和辨析文本的“再阅读”，通过多文本校验的方法尽可能弄清楚二十世纪中国画家作为“历史参与者”的真实状态以及他们在各类文本中被塑造的“主体”存在状态。
在此我想应该强调的是作者在该书的研究主旨是通过四位艺术家的个案研究而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者及研究语境的深刻反思，因此下面的这段话尤其值得思考：“……在‘文本再阅读’的过程中，‘伪’并非甄别的最终目的，甚至‘伪’的产生缘由更具思考之价值。因为这种‘伪’来自‘文本生产者’的‘问题形构’，辨析它们是否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认知思想装置’之中——从而带来关乎我们自身的反思，才是问题的重点。或可说，对所谓真实的‘历史参与者’的追寻，只是‘文本再阅读’的副产品，其‘核心制造’仍然应该针对‘后见之明’和我们自身之间存在着的‘回环塑造’。”
（12页）
这就比较清楚了，说到底就是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对研究者语境的批判性反思更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当研究者声称要“重返历史语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研究者自己的价值观念、思想立场、知识背景和研究动机等主观性因素是如何指引和制约他们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提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政治观与他们的政治成长史的关系的时候指出：“后现代主义似乎不清楚他们的政治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的政治历史所决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自身政治历史所缺乏的部分决定的。”
（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原书名
Culture
，2016；张舒语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37页）
这同样可以用于思考历史研究中的“研究者语境”问题：对于今天的一些现代史研究者来说，他们的研究视角、方法和结论的确就是“由他们自身政治历史所缺乏的部分决定的”。多年来在现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等研究领域中不断出现一种“房间里的大象”现象：以貌似新潮的学术话语、固化在某种单一维度中的文本细读与迂回曲折的叙事策略为著述的基本面目，为了维护某种固化的主流叙事而虚构出一种扭曲的、遮蔽性的“历史语境”，从而回避或遮掩着睁眼可见的“房间里的大象”。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反思的、批判的研究者视角，作者从文本的缝隙中看到了被塑造的双重对象，并且指出了摆脱“钳控”之途：“从某种角度看，这里的双重塑造具有某种互动性质：当我们接受了文本的‘生产者’对‘叙事对象’的塑造，就自然潜在地接受它进一步地通过‘认知思想装置’塑造我们自身，也因此形成了‘后见之明’的完整闭环。这样一个认知闭环之中，旧的政治正确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承工具得以延续，并成为某种牢固而坚实的、熟悉化了的‘认知’——决定新生事物的发生逻辑，且最终成为具有钳控性质的权力话语。那么，怎样才能摆脱这种‘钳控’？显然，首先需要我们在面对文本时明确‘叙事对象’与‘历史参与者’的区别，避免阅读过程中容易发生的‘对象错乱’的现象，进而在文本的缝隙中寻找‘文本生产者’对‘叙事对象’的塑造机制，从而为我们自身的‘认知思想装置’制造一种免疫屏障。唯独于此，我们才有机会摆脱‘后见之明’在认知上形成的控制闭环。”
（9-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