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建筑需要 “只看一眼就能把人抓住”的力量 |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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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艺术是完全自由的。建筑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提前有订单。这是建筑师的制约因素，他必须要依托至少一个前提——有人来买单。但对于一名在艺术创作方向上的建筑师，功能、投资，包括现在新的一些要素，比如绿色，都是在“有无之间”进行权衡，不是简单地可以被定性或定量的。

这些有规范的要求，但规范是底线，不是上限，在底线之上有各种可能性。建筑师要切记，千万不要变成规范的奴隶。从艺术的角度来讨论建筑学，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变量。

《博客天下》： 中国和国外建筑师面临的困境是一致的吗？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建筑有哪些新的可能性？

朱小地： 中国建筑师面临的环境始终和国外建筑师不一样。管理体制、管理方法，包括国人对建筑的理解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但也因此体现了中国建筑的特点，很多外国人愿意到中国来，也是基于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出现各种思想、问题，理想与现实，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交织在一起。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现在世界最大的课题，所以大家都在研究中国。

问题无比之复杂，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可以给出任何答案。这是一个很丰富、很有趣、很有意义的时段。面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以及大量城市建设的实践机会，建筑学在中国一定会有新的拓展的可能性。我所讲的这个可能性不仅是深度，更偏向于对建筑学边缘的扩展。

这就要求中国的建筑师大概有三个层面的能力。一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二是人和传统的对话；人和城市的对话。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表达，而是内在的，或者建筑师表达出来的感受。这里面又包括了很重要的分支——对于旧城、传统建筑的保护。人对城市的理解，在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不是简单地为客户做设计，在可能的情况下，要更多地考虑公众价值、公众利益跟城市空间的关系。

《博客天下》： 您提到旧城保护的问题，去年，您做了“天院”的四合院改造项目。在改造的过程中，您会与住在其中的居民有沟通吗？这种沟通顺利吗？

朱小地： 这么多年接触旧城保护的课题，现在基本得出一个结论，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与原住民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沟通。原住民对旧城改造的积极性源于房屋产权的限制，谁会为几十年的改造买单呢？房屋随时可能拆迁，那他怎么可能投入呢？

靠政府的投入就会牵涉原住民的流动，比如搬迁。这种搬迁回避了一个问题，城市是一个生长的、不断更新的过程，而这个更新过程缘于每家每户自发、自主地参与，才会形成多样性的丰富概念，而不是说我们搞一个统一的改造，或者强加给他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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