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见过两次史铁生。第一次是在他家，他笑着对我说：“连科，我以为世界文学的高峰已经过去了。二十世纪的文学就是从抛物线的高峰向下滑。”
第二次是在别人家，我抬他的轮椅上台级。上去后他拉起我的手，很重很重地握了握：“少写点！”他是笑着说的这个话。可在那笑里，有着很浓的对文学揶揄和真诚。
对文学，还有什么比他说的“少写点！”更有悟觉和意味深长呢？
到后来，我经常鹦鹉学舌地说：“世界文学的高峰在十九世纪已经过去了。”可是说着说着间，我发现问题了。我不认为世界文学的高峰在十九世纪已经走过去，后来的写作，都是抛物线的下行之滑落。
我以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同样也是世界文学之高峰。是另外一个新高峰。是摆脱了十九世纪文学旧有羁绊的一个再高峰。二者孰高孰低，几无可比，如一个人姓张好还是姓李好，南辕北辙，无可论说。
十九世纪伟大的作品无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去写人的灵魂的。而二十世纪间，多都在书写人的灵魂时，更多的关注通向灵魂那各自不同的路。拿二十世纪文学谈人的灵魂和世界之复杂，它是要输给十九世纪的。可拿十九世纪的文学谈作家那通向灵魂的路——什么叙述结构呀、腔调节奏呀、前流后派呀、创造主义呀，那十九世纪就输了。所以说，我丝毫不怀疑十九世纪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最高峰。我是说，二十世纪的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新高峰。
扯远了；也说得大了些。
该说说我们自己了——忽然就发现，如果斗胆把我们的写作放在世界文学这个平台上，果然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谈论小说中的灵魂，我们压根不能和十九世纪文学比；可是说那去往灵魂的路，我们又总是忙着拾人牙慧而少有自己的创造和修路的镐。想到此，就不免一阵心寒和惆怅，像一个乡下人精心设计、花钱费力，用几十年的时间，在乡村盖了一栋洋洋自得的楼。可是有一天，他到了城里去，才发现那高楼漫山遍野，大胡同与小巷子，都是他的楼房的模样儿。而且无论哪一家的哪一栋，几乎都比他家的楼房好。
当代文学可能就是这样儿。
好在我们中国实在是大，人口也着着实实多。倘若我们不和中文以外的作品相比较，也是能发现当代作品的千好万好来。
可是怎么能够不去比较呢？哪个当代作家没有读过外国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呢？像我这种人，老实说，若论中外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时，比例应该为四六开。说西方文学对我这代作家的影响大于本国文学传统之影响，不知会不会有人骂我们是走狗和汉奸，可情况，确实又是这样儿。
不讲这些扯秧子的话，说现在。说说我自己。
开头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写作无意义，我不是说中国文学无意义，而是说越来越感到我自己的写作无意义。
这个最初的无意义和越来越觉得的无意义，是从前年写作《日熄》开始的。
真的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觉得文学的无力和无趣。在这儿，决不是说文以载道好。而是说，当小说无趣到人们在茶余饭后都想不起来它的存在时，那是真的没有意义了。
想一想，今天的现实富得像是一个矿，而小说的内容却穷得只有几粒鹅卵石。
想一想，我们处在一个盛产故事的时代里，可我们的故事却只能在离开今天后的回忆中。
想一想，我们正处在现实的巨大旋涡内，可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只能站在岸上眼巴巴的望，且还生怕浑水湿了自己的脚。
想一想，我们以为我们的写作正在鼎盛期，可在三年、五年前，或十年、八年前，创作的高峰却已悄然而别，笑眯眯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狄更斯说：“世界这么大，它不仅能容下我们，也能容下别的人。”套而言之即：“文坛这么大，它容下了别的人，也容下了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我们还在写，是因为别人允许我们写。
我们还似乎很活跃。其实是我们没有关心别人的活跃才觉得自己很活跃。
年轻的作家早就登台了，而且在舞台中央了。我们不过是左睁一只眼、右闭一只眼的佯装不知或者看不见。不是因为他们写得不好才显得我们好，而是人家关心我们的好，而我们没有关心人家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