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附图
自此所讲的都还是宝安县的历史，那么宝安是怎么变成深圳的呢？是铁路成就了深圳。
“深圳”在客家话中意为较深的田间水沟，在原居民的语境下，只是指现今罗湖区东门市场一带，即“深圳墟”（“墟”意为集市）。这就相当于今日深圳的区域内出现了36个墟市，深圳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对深圳墟的记载。
清末（1907年），广九铁路（广州-深圳-九龙）开始修建，并在当时的深圳墟设站。1911年铁路贯通后，极大地便利了交通，深圳墟人口聚居逐渐增多，工商业日趋兴旺，发展形成宝安县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心。
1911年10月，广九铁路华段通车，蒸汽火车（二号机车）抵达深圳
1931年，深圳镇设立。解放后的1953年，宝安县人民政府将宝安县城从南头搬到深圳镇，从此，深圳镇成了全县的中心区。再到1979年1月建市时，考虑到“深圳”的知名度已经比“宝安”更大，广东省委决定把新成立的副地级市命名为“深圳市”，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名称。
1979年建市前的深圳，是宝安县的一个小镇，只有两条水泥路穿过小镇，一条是人民路，一条是解放路，全长不到2公里。
02
形势很紧迫
新中国成立以来，宝安县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人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与河对岸的香港更是相差甚远。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一河之隔，却有上百倍的悬殊差距，以至于不少宝安人开始“逃港”，偷渡者们不惜冒着被大海吞噬、被逮捕判刑的危险，纷纷抱着轮胎或泡沫游向对岸。
据统计，1957-1979年间，宝安至少有约六七万人逃往香港，而且大部分都是壮劳力。当时流传一句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当时的状况。1978年时，宝安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河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港币，而且那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因此，香港对当时的宝安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到从宝安罗芳村人逃往香港的人，在香港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罗芳村。
后来，宝安的边境管理严格起来，河两岸的村民不能和家属亲友自由往来，于是便约定日子，在相隔30米的河两岸见面，喊话沟通。这也是当时宝港之间“界河会”的一大奇景。
沙头角“界河会”
1978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前往“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视察。在沙头角的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中非常难受，他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为了尽快缩小两地差距，在派出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后，广东省委于当年10月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两县建设成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同时吸引港澳游客，打造新型边防城市。
广东省委的新思路，与中央的开放政策不谋而合。
1979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郑重其事地向中央领导提出：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要划出一块地方，但老定不下个名来时，就说：“就叫特区嘛！原来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对这些敢于提出创见的先行者，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道：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广东省确定把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市划为出口特区后，开始研究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最终确定在深圳市南部，东西走向327.5平方公里的沿海地段。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当时全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关头，新生的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承担着试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
从1979年1月，宝安县升为深圳市（副地级），再到1981年成为副省级城市，深圳在两年内“连升三级”
03
速度很惊人
1979年深圳建市后，最先开发的是蛇口工业区。
当年2月2日，国务院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经过认真的规划设计后，7月8日，蛇口工业区开始炸山填海，正式破土动工，这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蛇口开山炮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大规模的城市开发随即全面铺开。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央军委及时调遣两万基建工程兵进行支援。同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几十万建设者也云集深圳，他们都成为特区建设的“开荒牛”。
经过数年的艰苦创业，深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崛起于中国南海之滨，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深圳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