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市场最缺少的，不是原创作品，而是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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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人，能说话，就可以上台了，比参加满屏皆是的唱歌比赛门槛还低。

给“明星戏剧”浪潮致命一击的，是2012年底“八项规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严格规定。由于“明星戏剧”与高票价几乎是孪生兄弟，而买“明星戏剧”的票送人又是市场上最大的一类票仓，在禁止公款购票和禁止收受昂贵演出门票等规定限制之下， 制作“明星戏剧”可能形成的商业收入锐减，风险骤增。

英国明星出演戏剧是常态， “卷福”版《哈姆雷特》剧照

与此同时，伴随着近三五年来影视行业明星片酬的飞涨，以及电视综艺节目对于明星类嘉宾的高价争夺，对于一些本来还愿意抽时间演演戏过把瘾的“明星”们而言，把大量时间花在舞台上的“机会成本”变得奇高：一部戏剧，作为主角，最少也要花20天排练，加上正常一轮演出至少需要20天，这40天的成本，明星们亏不起，制作方也支付不起。

可预期收入的大幅减少，可能的明星成本翻倍增长，加上主流观众对这类作品并不太买帐，一来二去，曾经红红火火的“明星戏剧”浪潮，也就突然寂灭了下来。

如果用古典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由来解释“明星戏剧”这个品类的兴衰现象，是最简单不过的：明星戏剧的供给带动了需求，需求引发了进一步的供给，而大量的供给稀释了这一产品的稀缺性，同时高启的成本和价格也抑制了需求的增长。当市场变得无利可图或利润甚低时，供给就重新减少了。

财政性资金投入对于戏剧创作的“致命诱惑”

近年来，市场这种“看不见的手”所起到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受到政府“看得见的手”影响。

2010年之前，基本上各级文化部门对于国有剧院团的资金支持，都是体制内的事。各级财政拨钱给国有剧院团，国有剧院按照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的意愿，创作一些主弦律剧目，完成评奖、领导检阅或是某个特别纪念任务，刀枪入库。第二年再开始新的创作，进行新一轮的预算消耗和政治任务式的创作完成过程。

由于这种资金拨付和使用，多数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所以对于体制外的市场化戏剧创作和演出，并无太大的影响。但是 从2012年各级政府加大对扶持原创作品投入、尤其是2013年国家艺术基金开始向体制外创作主体开放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很多原来并非体制之内的创作团体或个人，也开始有机会申请到这一类的创作资助，包括一些大学生剧社，都有机会成为国家艺术基金的受益者。

原来体制内的“资金－项目”运行方式，开始影响到原本在市场化途径中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的一些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陶庆梅曾经在最近的一个座谈会谈到这一现象，她称这一现象为体制内资金（如国家艺术基金）对创作的“吸入”现象（原文：国家艺术基金把剧场吸过去的另一个问题是把人才也吸过去了。之前体制外的创作能出来，原因是体制内没有戏演。现在体制内有了创作经费，马上就把人都吸进来了，他们就没有时间再去创作自己的戏剧了。）

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宏观经济学当中被解释为“挤出效应”，即：假定市场短期内对于戏剧的总需求是固定的，政府戏剧投资支出的增加，反而会引起私人戏剧消费和民间戏剧投资的减少。这种效应主要是通过三种传导机制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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