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屿山上“天坛大佛”的建造更是两地佛教友好交流、精诚合作的典范，凝聚了两地各界人士的心力、物力、财力，既体现了香港佛教界对祖国母亲的一片赤诚，对香港人民的深厚慈悲，同时，也彰显出祖国对于香港安定幸福的强大支持。
从1980年开始筹建到1993年落成开光，天坛大佛历时十几年的建造过程生动地讲述着两地佛教的水乳交融、两地关系的一体相依。香港宝莲禅寺的智慧法师带领僧俗二众，以大愿力、精进行，勇猛担当起昌明佛教、广利众生的盛事伟业，其精神行谊可歌可赞。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对这一盛事表示极大的关怀，除亲笔为天坛大佛题字、题词外，还发起全国各大寺院、名山长老成立“募捐委员会”，号召广大佛教徒捐资，并得到纷纷响应和热情乐助。建造高达26.4米、重250吨的世界第一座青铜大佛面临诸多技术难关，从设计到施工，全部由内地相关部门和单位承担。历尽艰辛建成的天坛大佛，从此成为香港长治久安、人民永久福祉的护佑，也成为中华文化在香港的鲜明标识。天坛大佛坐南朝北，面向北京，意为“面向祖国，面向母亲”。这一重要文化标识、精神意象，对香港人民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起到了难以估量、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在向世界。
参与见证香港回归，争取佛诞公众假期。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赵朴老曾借用苏东坡的诗句赞叹天坛大佛。巍巍大佛稳坐于香港的精神高地，以智慧之眼、慈悲之手迎来了香港的伟大回归。而在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香港佛教界不仅是回归的见证者，更是促成香港顺利回归的积极参与者。
香港回归祖国前后，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团结和带领香港佛教界爱国人士，为香港的平稳过渡、顺利回归、繁荣稳定而深谋远虑、建言献策，体现了香港佛教界爱国爱港的优良传统。1984年，觉光长老获邀参加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仪式，见证了历史时刻；翌年，赴北京出席《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议；1992年，长老赴京接受香港事务顾问聘书；1995年，长老出任香港特区筹委；1997年7月1日，长老率领香港佛教联合会，为庆祝香港回归举行了盛大的祈福大会，香港各寺院、社团以及佛教学校共5万人参加了盛会。觉光长老不仅亲历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全过程，而且坚信回归后的香港宗教享有充分自由，并多次公开呼吁佛教徒应明确自己的责任，在回归后积极参与服务社会、净化人心的工作。
觉光长老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促成了佛诞日成为香港公众假期，提升了佛教与中华文化在整个香港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及公共影响力。早在上世纪60年代，觉光长老就开始向当时的香港当局呼吁，将佛诞节纳入香港的公众假期中。多年来，他带领弟子长期奔走游说，多次发动群众签名，争取各界支持。1996年，觉光长老凝聚四众之愿力，收集了全港80多万佛教徒和市民的签名，郑重向当局提出将佛诞节列为公众假期的请求。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终于在1999年正式立法，规定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节为公众假期。长老夙愿得偿，香港100多万佛教徒从此有了真正的佛诞假日。这一假期的确立，彰显了香港回归、祖国统一的优越性，激发了香港广大佛教信众爱国爱港爱教的热忱，是回归之后香港佛教界书写的一笔绚丽亮色。
迎奉佛教圣物，承办世界论坛。
回归祖国之后的香港佛教，突破了本港一地的地区本位主义，融入了祖国佛教的大家庭，生起了振兴中国佛教、复兴中华文化的国家大情怀。随着21世纪中国崛起于世界，香港佛教更拓展出一种世界视野和全球格局，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时代大潮中探索着海阔天空的新航线。
1999年、2004年、2012年，佛教圣物——佛牙舍利、佛指舍利和佛顶骨舍利分别被迎请至香港虔诚供奉，每次迎奉大典都引起全港民众的瞻礼热潮和极大轰动。佛陀舍利以其不可思议的悲智功德，对香港社会人心的安定祥和起到了难以取代的殊胜作用，香港也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曾经供奉佛陀三大舍利的城市，香港与佛教的甚深因缘、香港人民的福德善根于此可见一斑。
1999年5月，为庆祝香港第一个“佛诞公众假日”，香港佛教界向中央人民政府成功申请北京灵光寺佛牙舍利到港供奉。在前后共9天的瞻礼祈福大会中，有近30万人前往瞻礼，可谓香港佛教历史上的“大事因缘”。佛陀真身的慈光，安抚了刚刚经历过回归巨变和亚洲金融危机的香港，信仰的力量激发了香港人民迎接变化、战胜困难的信心，两地佛教的成功合作也增进了彼此的友好信任。此后，香港佛教界进一步加强同内地佛教的互动交流，密切与祖国水乳交融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