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政治对希腊科学结构特征的影响研究

文章来源：顾超，李健：《城邦政治对希腊科学结构特征的影响研究》，《科学学研究》2024年第9期。

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式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讨论科学史之所以“言必称希腊”，是因为希腊文明孕育了科学精神，诚如吴国盛所言：“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正因为蕴含着这种科学精神，科学被认为起源于古希腊。那么，希腊的这种科学精神是怎么塑造出来的？

从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再到希腊化时期的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汗牛充栋的科学史研究充分展示了希腊科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然而，本文关注的不是这种科学思想的内在演化历程，而是试图以科学史为依据、但是在更为宽广的科学与社会的视域下，用政治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方法考察：为什么希腊科学会有现代科学的基因？

宏观结构分析方法曾经主导过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微观机制对于宏观结构有一定的从属性，因为一个特定的宏观结构一般都会引发多种机制，并使某些机制成为主导，另外一些机制失去重要性。从宏观结构视角出发的学者并非不讲机制，而是认为机制是从属于宏观结构的。因此，要想了解什么机制在特定情景下起主要作用，首先要看主导的宏观结构是什么。但在默顿等提出的中层理论思想的指引下，宏观结构分析方法逐渐让位于中观和微观的机制分析方法。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越来越擅长运用具有实证性的机制和变量来解释现象，而不是去分析那些机制和变量在具体情景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系。机制分析固然有其优势，但也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问在社会科学中大行其道。

鉴于此，本文不是科学史的研究，而是运用科技政治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方法，对历史上的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分析。科技政治学系统地研究与科学技术相关的政治现象，探讨科学技术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揭示科技活动中政治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换言之，科技政治学既研究科技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色彩，也关注科学技术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科技政治学长期栖身在科学史、科学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传播等学科中，尚未形成自己不可通约的学科范式，因此必然与广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诸学科有交叉。科技政治学与科学史中的外史或科学社会史研究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从社会与境中探讨科学自身特征及其发展脉络，探讨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政治对科学自身及其演化的影响。但二者在方法论上有很大差异。科学社会史是以历史学为学科本位的，科技政治学则是以政治学为学科本位的。政治学可以用来分析历史问题，但政治学视域下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同于政治史研究。关键的区别在于，历史学是一门以事件/时间序列叙事为基础的人文学科，其“做学问”的主要旨趣是发现新的史料；而政治学（政治科学而非政治哲学）则是一门以结构/机制叙事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其“做研究”的主要旨趣是发现新的因果机制。本文是用科技政治学分析科学史问题的一次尝试，主要目的不是发掘与希腊科学相关的新史料，而是以希腊科学史作为经验研究的素材，力求获得城邦政治影响科学发展结构特征的因果机制。换句话说，外史或科学社会史也能梳理政治、社会等因素对希腊科学的影响，但本文的主旨是要解释：为什么希腊科学会呈现出理性和自由的宏观结构特征？公民参与和政治自由是如何影响科学的理性和自由的？解释这两个问题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扎实的史料功夫，而在于视角的新颖。

对希腊科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有深刻洞见的学者首推韦尔南。在其名著《希腊思想的起源》中，韦尔南指出：城邦的出现和自然哲学的诞生，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以至于理性思想的起源不可能不涉及希腊城邦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首先，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以往那些由国王意志决定的政治事务，现在应托付给论辩与演说的艺术。因而政治艺术主要就是操纵语言的艺术，而逻各斯最初也是通过它的政治功能认识了自己的规则和效用。其次，城邦制度意味着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城邦国家以公共领域为前提，所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知识、价值与思想技巧都被带至广场上接受评议。当城邦的这一特征被迁移至对自然的探究中时，科学就脱离了教派的封闭圈子，承认真理有权被所有人得到，允许把真理像政治辩论一样交给所有人去评判，并希望它最终能被所有人接受和认可。最后，城邦制度意味着公民的平等化。统治与服从的等级关系被平等的政治关系取代了，城邦因此而呈现为一个具有中心的圆形“宇宙”：所有公民都是同类，他们应该轮流服从和指挥，按照时间的顺序依次占据和让出城邦空间的每个对称点。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的图景，被米利都的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希腊城邦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希腊科学史权威劳埃德认为，米利都学派贡献的本质在于把一种新的批评精神引入了人对自然世界的态度，但这是在当时整个希腊世界政治法律背景下进行自由辩论和公开讨论的对应物或产物。米利都哲学家对之前思想的自由质疑以及彼此之间的自由批评，类似于新兴城邦中公民关于最佳政体形式的辩论。政治学家芬纳认为，希腊科学的理性传统在城邦的政体模式上表现最为突出，因为“希腊的政治制度体现了政治、自由辩论和法的概念形成过程中的理性原则”。古典学者约西亚·奥伯认为，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一套汇聚知识、协同共识与形成规则的有力机制，能够组织大规模共同体中分散人群的各种知识，从而获得妥善解决诸种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案。希腊思想史专家莱昂·罗斑认为，希腊科学“有一种一般的特性，受着社会条件的影响，并随着社会条件而变化。不论是民主政体的或贵族政体的，希腊城邦的政治永远是推理辩论的题材”。

不难看出，韦尔南主要关注的是科学的“起源”问题，对于米利都哲学的诞生和城邦兴起之间的关系有深刻分析，但对之后的历史则论述较少。劳埃德等学者只是边缘性地触及了希腊科学与城邦政治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政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希腊科学，系统阐述城邦政治对希腊科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