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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马的危机显然比持续至今的关税冲击来得更早且更凶猛。就在“对等关税”政策公布的22天前，彪马刚公布了2024财年财报，低于市场预期的业绩，让彪马随即做出全球裁员500人并关闭部分门店的决定。其“Nextlevel”成本削减计划目标，即2027年息税前利润率8.5%，在关税新政下实现难度陡增。
业绩承压、关税冲击之下，资本市场也频繁变脸，财报发布后第二天，彪马股价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一度下跌25%，而“对等关税”发布后，彪马股价连续三日下滑，累计跌幅17%，彼时年内跌幅逼近60%。这对于转型关键期的彪马打击不可谓不小。
彼时彪马再出公告，因“战略分歧”，CEO Arne Freundt提前下课，阿迪达斯前高管Arthur Höld接任。
这是彪马三年内第二次更换CEO，管理层动荡直接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悲观情绪——年内股价跌幅超21%，最近一年内，彪马股价几近腰斩，远超耐克和宿敌阿迪达斯，一夜回落到2016年。
增收不增利，业绩持续低迷，股价腰斩，彪马在消费市场的长期疲软，让时任CEO的Freundt不出意外的成为众矢之。
45岁的Freundt被外界称为彪马内部培养的“嫡系”，准确地说古尔登是他的伯乐，在古尔登离开彪马前的一年半左右，他将2011年加入彪马的Freundt带进了彪马董事会。
从2015年至2021年5月，Freundt在彪马的工作内容涵盖全球DTC业务、电商、EMEA地区负责人，2021年6月被任命为首席商务官，负责销售、营销和产品开发，在他的领导下，彪马的直销份额有所增加，在他上任初达到24.8%，不过仍低于彼时耐克（43.7%）和阿迪达斯（41%）。
随着古尔登在彪马的崛起，Freundt在彪马中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2022年11月8日，阿迪达斯宣布古尔登从2023年1月1日开始履新，上任CEO。同一年彪马也官宣由公司CMO Freundt出任CEO，接替古尔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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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e Freundt ，图片源自PUMA官网
在Freundt刚接管彪马时，古尔登曾亲自为他背书，“Arne和我一起工作了九年，一直参与制定战略和重大决策......我相信他会比我做得更好。”
不过Freundt并未能延续辉煌，在他任职期间，彪马营收几乎停滞不前。在彪马最新的2024财年，营收增速为2.51%，上一个财年是1.6%。而2021财年和2022财年，彪马营收增速分别为30.01%和24.39%。
2022财年是古尔登掌管彪马的最后一个完整财年，彼时彪马营收净利均呈两位数增长，这一年彪马营收首次突破80亿欧元，同比增长24.39%至84.65亿欧元，净利润同比增长12.63%，达到4.24亿欧元，时至今日这一净利润都是彪马历史最高。在Freundt在任的两个完整财年，即2023和2024财年，彪马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5.03%和-5.07%。
虽然彪马2024财年在所有市场、产品领域和销售渠道都实现了增长，但从Freudnt到彪马内部，再到资本市场，没人为此感到高兴，业绩低于预期的同时，而且今年的前景依旧不乐观。
2025财年的开局并不好，美中两地需求依旧疲软，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息税前利润（EBIT）减半至7000万欧元。Freundt在3月份时曾承认，2025财年的预测要低于他之前的预期。他曾向投资者承诺，2025财年的息税前利润率将在8%-8.5%之间，但在今年年初，全年目标被迫下调，Freundt表示，彪马很可能要到2027财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