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特稿】刑警李叔，我的“编外”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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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联席会议讨论一起疑难案件，被害人前后多次翻供，现场录像、化验结果也不能直接证明犯罪事实，讨论中分歧巨大，大家争执不下，气氛一度僵持，领导脸上也挂不住了。

这时，李叔一放茶杯，清了清嗓子，打破了僵局，“让检察院的同志说说，找哪些证据就够罪起诉了，检察院是起诉的，需要什么证据肯定比我们清楚；有什么困难咱们（公安）也提出来，也让检察院的同志知道我们的难处， 双方别有误会 ”。

有李叔的江湖地位坐镇，大家互相都有了台阶，一锤定音，会议在友好的氛围中结束。

自从知道了李叔的地位后，我每次见他都毕恭毕敬，来去都是“李叔罩我”，心里打了小算盘：万一遇到难办的案子要和李叔合作，抬手不打笑脸人，也为合作奠定基础。

可我和李叔第一次合作场面很尴尬：一起故意伤害案中，双方案件当事人和家属强烈要求公安机关承办人李叔到场，称“他最了解情况”，否则不予合作。

坦白说，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机关除了必要的侦查工作，没有义务提供其它配合工作的。更何况案子有些特殊，双方存有积怨，还混杂了家庭矛盾，在侦查阶段好不容易达成口头一致意见，降了火后到我手里却变成“烫手山芋”，正常人躲还来不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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