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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手帕的穷小子到华尔街之王,清华最难进的学院为什么用他的名字命名? | 远读重洋

神农投资  · 公众号  · 投资  · 2020-01-14 08:59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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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世民的父母

几年之后,我心里逐渐冒出了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家族店铺做大,走出费城、走向全国。

我心里的目标是:我们的店应该开到美国的各个城市;全美国人只要一想到亚麻制品,就应该想到我们家的店。

抱着这个想法,我去找爸爸商量,没想到爸爸一口回绝了。想走出费城、走向全国?没戏。

那我只好退一步说:爸,那要不咱们扩大到整个宾州怎么样?实在不行,就先在费城多开几家分店也行嘛!结果我爸还是死活不同意。

我就纳闷了,问他:爸,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做大?做大店铺有什么不好吗?

我爸回答说:你看,咱家有一个漂亮的房子,有两辆车,有钱供你们几个上大学,这就足够了,不需要更多了。

说实话,这个思维让我非常惊讶——怎么就“足够了”呢?我们应该做到最好!


▲ 1947年,苏世民出生,他们全家坐在门口留影

我表面上不再劝说我爸了,但是我在心里想: “足够了”是远远不够的,你满足了,我可不满足。

是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不知道满足的人,总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



· 03 ·

哈佛大学,你不要我是一个错误

高中快毕业,要上大学的时候,人家都说哈佛是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卯足了劲儿上哈佛。我是体育特长生,我觉得自己有优势。

我给哈佛提交了入学申请,满心以为他们会直接录取我。当时普林斯顿和耶鲁也要我了,但是我不去,我非要上哈佛不可。


▲ 高中时代的苏世民,是个体育特长生

结果呢?哈佛只把我列进了“候补名单”里,意思就是可要可不要。这怎么行,我必须努力一把。

我好不容易搞到了哈佛招生办的电话号码,就拿着一堆硬币,到电话亭直接给那边打电话。打通以后,我又好不容易要到了哈佛招生办主任的电话。

我对着电话说:“您好,我是宾西法尼亚州阿宾顿高中的学生,我叫史蒂芬·施瓦茨曼。我在你们的候补名单上,但我真的很想去哈佛。”


▲ 哈佛大学新生入学

那个主任很惊讶,不知道我怎么搞到他的联系方式的。但是他还是说:“同学,很抱歉,我们今年已经招满了,你还是去别的学校吧。”

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只好最后再争取一下,我说:“我将来会是非常棒的一个学生,你也会很高兴能录取我的。我打这个电话就是因为我真的想上哈佛。”

但是对方说他帮不了我,没办法。最后我说: “那您真是犯了一个错误。” 然后就直接挂机了。

就这样,我只好去耶鲁大学念书。


▲ 耶鲁时期的苏世民

其实耶鲁也不错,我在那里选了一个当时挺前沿的专业,叫“文化与行为学”,这是一个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专业。说白了,就是观察人、研究人、了解人。

对我来说,观察人、研究人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毕竟无论做什么,其实都是和人打交道;把“人”弄明白了,做什么事都更有把握。



· 04 ·

在耶鲁,我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

进了耶鲁以后,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时候耶鲁还是纯男生的学校,里面一个女生都没有。

这个制度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人也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很明显,还有更多的人非常想跟女生接触。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需求”,有需求就最好满足它。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改变现状呢?我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管管这件事。

问题是:怎么才能把女生合理合规地带进学校,跟男生接触呢?想来想去,我想出一个主意:可以邀请一个芭蕾舞团,给耶鲁男生演出,这既属于艺术交流的合理范畴,也能促进男女接触。而且,很多女子学校都有芭蕾舞团,资源是现成的,我只要在中间牵线搭桥就行了。

不过说起来简单,但要想把这件事做成,就必须做细。为了防止“师出无名”,我先在耶鲁成立了一个芭蕾舞社团,而且还搞了一个芭蕾舞社团舞蹈节。

然后,我就给7所女子学院打电话,说我们耶鲁这儿有个舞蹈节,想请你们出一个芭蕾舞团来表演。结果有5所女子学院,都同意来参加活动。


耶鲁大学

到这里这件事就做成了吗?还差得远呢。不光要做细,我还要做大,我搞的这件事要有影响力才行。

于是,我给当时一位著名的舞蹈评论家打电话。我跟他说,这是耶鲁大学的男生第一次看女生表演芭蕾舞,算是历史性的事件,机会千载难逢。

结果,我成功地说服他大老远从纽约赶来看表演,并且事后在报纸上发表评论。

最后,这一次的“芭蕾舞节”活动非常成功,在校内校外都引起了轰动,参与的各方也都非常满意。

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我又联系到了世界一流的纽约芭蕾舞团来耶鲁表演,再后来我还组织了耶鲁的穷学生,免费去看纽约芭蕾舞团的彩排。

当时,耶鲁有一项延续了268年的制度,就是禁止女生在宿舍过夜。

我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大多数男生反对这个制度,他们认为女生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习。于是我找了《耶鲁每日新闻》的副主编,直接把问卷调查登报发表。

不久后,耶鲁大学最终取消了禁止女生宿舍过夜的制度。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媒体的力量。


▲ 当时的报纸,上面赫然写着“施瓦茨曼投票否决该制度”

有人问我,做成这些事有什么感想?我说: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感觉真好。

当然了,刚才那些都是大学生活的插曲,上大学主要还是学习。一开始我的成绩并不太好,但是后来我慢慢赶上去了。

等到毕业的时候,我算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 05 ·

创业,只不过是一个意外

毕业以后,我进了一家证券公司。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盯着各种资产负债表或者损益表,然后评估每家公司的经营情况。

当时谁也不给我讲解这些业务到底是怎么回事,仿佛他们扔给我,我就应该会做,结果当然是我经常做错,经常挨骂。

我当时也挺穷的——我租的房子紧挨着马路,还没有厨房;我天天回家,基本只吃番茄酱意大利面;我跟女生约会以后,兜里的钱就够给她打车,自己要走1个小时才能走回家。

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所以就跳槽来到了著名的雷曼兄弟公司。做的事情跟以前差不多,整天翻阅《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算各种数据,评估各种公司业务,预测各种趋势。

再后来我又从事并购业务,我整天都在跟别人研究贷款结构、债务工具,还有金融公司怎么运作这些问题。

我在雷曼兄弟的第二年,一位新的董事长兼CEO走马上任,这位新领导叫 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 。他比我大21岁,是一位成熟、有威望的企业家,在商界和政界都很有人脉。


▲ 苏世民(右)和皮特·彼得森(左)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但我没想到,这个人后来竟然成了我一辈子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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