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讲过这么一件事：藤野先生批评鲁迅的解剖学笔记，说你把血管位置挪了一下，虽然比较好看，然而真实情况不是这样。鲁迅有些不服气，在心里嘀咕：“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藤野先生和鲁迅的这段对话，恰好可以视为历史学家跟作家之间的一次交谈。历史学家要力求真实，最好能纤毫毕现地还原当年的景象，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绝不妄加揣测；而作家在阅读史料时，内心却沸腾着一种要改造真实生活的强烈冲动，使之更富戏剧性。
太史公虽然以史学家的身份彪炳千古，其实他内心深处，也隐藏着小说家的灵魂。《史记》里的《淮阴侯列传》有过一段记载，讲陈豨被刘邦派去镇守代国边疆，临行前去和韩信告别，原文是这么写的：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
这一段描写着实精彩，有对白，有动作，有心理刻画，完全是小说的写法。读者觉得活灵活现，可掩卷细思，却会觉得哪里不对：韩信明明让所有人都退开，只拽着陈豨的手在庭院里密谈，现场只有两人。太史公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的？连韩信的仰天长叹和陈豨的内心活动都一清二楚。司马迁一定有一颗强烈的文学之心，写到这一段时实在忍不住想要渲染一番。《史记》的这种文学化叙事的倾向特别明显，以至于鲁迅先生在赞叹它“史家之绝唱”的同时，还得补一句“无韵之离骚。”——这是属于文学创作领域的褒奖了。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藤野先生当面质疑司马迁说：“你把历史细节挪了一下，虽然比较好看，然而真实情况不是这样。” 司马迁多半也会和鲁迅先生一样，不甘心地回答说：“文还是我写的不错；至于实在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当然，司马迁也罢，鲁迅也罢，他们一个是记录历史，一个是记录医学，这两个职责还是以真实性为第一要务。但作为以虚构为职业的小说家——尤其是历史题材的创作者——每一次提笔，都会陷入藤野先生式的两难困境：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同时也是残缺不全的。真实与戏剧性如何抉择？过于拘泥于前者，往往失之呆板；过于放飞后者，则有篡改扭曲之嫌。我们到底该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历史，文学创作的平衡点究竟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藏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
“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这里的诗人，其实就是后世所谓“小说家”。换言之，搞历史题材的创作，并不一定严格遵循史实，可以适当夸张改动，但一定要依据真实逻辑来行事。以《鸿门宴》为例，它的描写太精彩了，很难讲是不是掺杂了虚构与夸张成分。但里面每一个人的行动模式，都符合他们在其时其地的身份与立场。比如项羽不顾范增催促放了刘邦一马。原因很简单，那一年项羽二十七岁，这位骄傲的年轻贵族已达到人生巅峰，赢得了全天下的敬服与认同。意气风发的他无法预测未来，所以并没有把这个年过五十的泥腿子老头子当成致命威胁。很多人嘲笑项羽的优柔寡断，其实是犯了事后诸葛亮的错误，没有意识到项羽在那个时间节点的状态——而太史公做到了，所以成就了千古名篇。
当历史逻辑得到充分尊重时，便可以取信于读者，在细节上无论怎么腾挪渲染，真实与戏剧性都不会彼此抵牾。这不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但却是可能发生的。历史的可能性，即是在细碎的历史背后，寻找到那一个逻辑链条的存在。《长安的荔枝》的做法，庶几近之。（完）
马伯庸，原名马力，男，满族，出生于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中国当代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马伯庸在上大学时开始在论坛发布作品，2005年，发布首部作品《风起陇西》；同年凭借作品《寂静之城》获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银河奖”。此后推出《风雨》《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等代表作。2010年，获“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4月，凭借作品《宛城惊变》《风雨》获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2017年，出版小说《长安十二时辰》，2021年获第四届“茅盾新人奖”。2022年，出版长篇小说《长安的荔枝》。2023年2月，首次担任编剧的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播出，同年，出版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2024年，推出新书《食南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