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种现状的不均，正是当前各国、各州、各城市、各公司乃至个人在诸多方面（例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以及整体福祉）产生差异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各国在面对这些压力时的文化反应也存在显著差异，有些国家倾向于以更和谐的方式应对，而另一些国家则更倾向于对抗。
由于第5阶段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周期中具有关键意义，而且许多国家（最重要的是美国）正处于这一阶段，我将花些时间详细阐述这一阶段中的因果关系机制，以及在观察其演变时应关注的关键指标。随后我将更具体地讨论美国当前所处的状态。
经典的“有毒组合”
引发重大内部冲突的“有毒组合”包括：
1）国家与民众处于财政困境（如债务与未偿义务庞大）；
2）社会内部存在巨大收入、财富与价值观差距；
3）遭遇剧烈的经济冲击。
这种多重因素的汇聚通常会带来混乱、冲突，甚至是内战。经济冲击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灾害（如疫情、干旱和洪水）以及战争。这种冲击就像一次金融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发生时的财务状况（用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的关系衡量）就像是缓冲器。收入、财富和价值之间的差距越大，系统的脆弱性就越高。
当金融问题发生时，通常首先冲击的是私营部门，然后是公共部门。因为政府绝不会让私营部门的金融问题拖垮整个系统，政府的财务状况才是关键。当政府失去购买力时，就会发生崩溃。但在崩溃发生之前，会出现大量围绕金钱和政治权力的争斗。
通过研究50多次内战和革命，可以清晰地看出，内战或革命最可靠的领先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与巨大的财富差距并存。
这是因为当政府失去财政能力时，它就无法资助那些必须被救助以维持系统运转的私营实体（如2008年底美国等政府所做的那样），也无法购买所需物资，更无法雇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权力”。
处于“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借贷和支出能力丧失的领先指标、也是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是政府巨额的赤字，是政府赤字庞大，债务超出除本国央行外其他买家的购买意愿。
当不能印钞的政府不得不加税并削减开支，或者可以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并买入政府债务时，这个领先指标就被激活了。
具体而言，当政府资金枯竭（即赤字庞大、债务高企、融资渠道枯竭）时，可选择的余地极为有限：要么大幅加税和削减开支，要么大量印钱，从而导致货币贬值。
有印钞能力的政府通常都会选择印钱，因为这是相对“无痛”的路径，但这会让投资者逃离贬值的货币与债务。不能印钞的政府则必须加税与减支，这会导致富人逃离，因为他们难以忍受更高的税负和服务的丧失。
如果这些不能印钞的地方本身又存在严重的财富不平等，最终往往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
撰写本文时，这种晚周期债务动态正出现在美国的联邦和州层面，其主要区别在于：州政府无法印钞还债，而联邦政府可以。
联邦和许多州、市政府都面临赤字庞大、债务沉重和财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而美联储拥有印钞能力。美联储印钱并购买联邦政府债务，可以资助支出远大于收入的联邦政府。这虽然在帮助联邦政府及其扶助对象，但也让持有美元和美元债务的人在实际购买力上遭受了巨大损失。
那些财富差距最大、债务最重、收入下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城市、州和国家）最可能爆发冲
突。
有趣的是，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债务最重、财富差距最大的地区，
例如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面对这些情况，要么必须削减支出，要么必须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费用，是“富人”还是“穷人”？显然，不可能是穷人。
削减支出对最贫困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因此必须对有支付能力的人征收更多税款，而这也加剧了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
但当富人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以偿还债务和弥补赤字时，他们通常会选择离开，从而引发“空心化”过程。目前，这正在推动美国一些州之间的人口迁移。如果经济状况恶化，这一过程会加速。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税收周期的发展。
历史表明，在财富差距大、经济状况糟糕的背景下加税和削减支出，是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最强领先指标。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变动未必是暴力形式的，尽管它们可以是暴力形式。我在个人生活中看到了这些循环正在发生。
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这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拥有全美最严重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也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债务和养老金缺口之一。我看到富人与穷人各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几乎不会互相关心，因为彼此接触很少。
我通过接触我们社区中的富人，和我妻子为帮助弱势群体中失学高中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窥见两个群体的生活。
我看到了穷人社区中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也看到了富人（在穷人眼中显得富有和奢靡）其实并不觉得自己富裕。
我看到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困难而挣扎——富人困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子女教育等；穷人则为收入、食品、避免暴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而努力。
我看到这两个群体更容易对彼此持批判性、刻板印象的看法，倾向于相互厌恶，而不是将彼此视为同一个社区中应互助的成员。我看到由于这些刻板印象，以及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富有，也不认为穷人值得他们的资助，导致互相帮助变得非常困难。
我对未来感到担忧，因为现有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亲眼看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健康与财政冲击揭示了穷人社区的恶劣状况，并正在加剧可能引发“有毒组合”动态的财政差距。
平均数并不如受苦人数的数量及其所拥有的权力重要。
那些支持对整体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术进步，却没有考虑如果整体的利益分配无法让大多数人受益会发生什么，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整体本身也会因此处于危险之中。
若要实现和平与繁荣，社会必须具备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生产力。你认为我们今天有做到这一点吗？
历史表明，当政府破产时，为了提高能惠及多数人的生产力，有一条路径是有效的：重组和/或贬值足够多的既有债务及非债务义务。这在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是常见做法。虽然这种重组或贬值在当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减少债务负担，继而为重建创造条件。
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创造的债务和货币必须被用于提升生产力、带来良好投资回报，而不是无条件地分发出去却无法带来生产或收入增长。若后者发生，这些货币将贬值至几乎失去购买力，政府或任何人都无法从中获益。
历史显示，把借来的钱用于能带来广泛生产力提升、投资回报率高于借款成本的项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并偿还债务，因此这类政策是有效的。
如果用于融资债务的资金不足，中央银行印钞并作为最后贷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这些资金被用于有足够回报、能够偿还债务的投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