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后，尽管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一致通过了新的制裁决议，但究竟会有什么效果则不得而知。朝鲜发展核力量自保的坚定态度和不在乎经济制裁的一贯立场，加上美国等坚信只有最强硬制裁才能让其“就范”的思维，很可能过去模式会重复出现。
如果最后所有的制裁手段都用尽后，朝鲜仍然不改变，那时候只有要么军事摊牌，要么进行谈判的最后选择。但外交努力背后的智力积累不应等到那一刻才进行，面对当下的僵局，除了危机管控之外，是否还需要一些创造性思维呢？对于朝鲜的未来，难道朝鲜领导层就一定没有自主走向改革开放的想法和政策改变的可能吗？
美国及其东亚盟国预设朝鲜不可能自主走向改革开放的政策转变，这种传统思维大概有以下两大理由。
第一，“利益决定论”。传统思维认为朝鲜领导层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可能自主政策转变。主要逻辑是朝鲜政权内外交困，领导层为了保证政权和人身安全，只有对内继续高压闭关锁国，对外发展核武高调强硬，因此不可能期待朝鲜自主地实现政策改变。
在此逻辑基础上，只有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不断强化，才能够让其领导层内部分化分裂，导致内部政变实现政权更迭，或者军事预算开支持续庞大最后带来经济崩溃，同样可以带来政权更迭的结果。
第二，“体制决定论”。传统思维认为朝鲜这样的政体高度中央集权，决策过程神秘不透明，封闭不受外界影响，即使同朝鲜进行沟通和谈判也无法影响其决策。在美国看来，朝鲜不存在着类似于美国等开放国家那样竞争性的知识界，而朝鲜封闭的体制，让任何的知识交流或者民间往来都无法改变朝鲜最高层的想法。因此，对朝鲜不可能指望类似于一般国家，只有依靠力量强迫其改变才有可能。
事实上，上述两个逻辑基础在于，认定高度集权专制政体不可能出现思维的创新，自主政策转变不可能的假设。
首先，毫无疑问朝鲜领导层把保护自己的政权安全作为头等大事，但如何实现这个目的的方式是有可能变化的，而这种实现方式的再定义，将有助于政策改变的出现。有的人认为朝鲜决策基本上是一人说了算，那么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成为选项。但是我们应该想到朝鲜领导人还很年轻，理性地思考要保证今后几十年的执政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安全危机的基础上，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发展上是必然选择，否则持续的大量资源投向军事领域，在财政和发展上不可持续，不符合其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朝鲜新领导人执政后，提出经济和核力量发展的并进路线，这与以前是很不一样的。发展核力量成本很高，但比起常规武力可能成本低。
过去几年朝鲜领导人对于民生设施的视察，远远多于其父亲，朝鲜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在增加。这些说明朝鲜再定义国家利益实现方式上是有一些变化的。
第二，体制决定创新不可能的认知同样存在问题。的确，朝鲜的政体存在着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内结构，以及决策不透明让新的想法很难出现，即使出现也很难达到决策顶端。相对照的是，美国常常被认为国内政治结构多元，社会开放，非集中的体制鼓励知识竞争，而且能够比较容易影响政策。但实际情况是否一定总是这样呢？不一定。
毫无疑问，美国的政体下各种政策建议畅所欲言，也有各种平台通向决策，但我们会发现，事实上真正最后能够推动政策转变的知识创造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多元的情况下，采纳新思维需要动用大量的政治资源，利益集团林立，官僚体制强大，往往需要用很大的精力来建设国内的共识；加上执政任期限制，不少新思维建议会因为内部意见不同意，而被搁置而不做决策。事实上包括在朝鲜问题上的美国政治“不作为”现象，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相比起来，尽管朝鲜这样的政体新思维产生不容易，但是一旦产生并获得通往领导层的通道的话，这些新思维常常会执行得很快。另外，领导人权力巩固，内斗较少的情况下，政策改变的可能性会增加，朝鲜现在权威巩固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有外交突破同样是可能的。
本文在此丝毫没有为朝鲜体制背书的意思，而是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政策转变条件有的时候并非绝对。
朝鲜新思维将始于经济领域
从历史上来看，国家的转型往往源于经济领域的危机和困局，朝鲜也不会例外。
首先，朝鲜经济转型将会是一个渐进过程。国家转型的必要性的质疑，往往开始于对于经济社会政策领域的担忧，朝鲜领导层显然已经意识到，今后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支柱，在于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从现在的经济体制一步迈向自由经济，因为政治精英会担心改革后所带来的政治后果，这种方案基本被否定。逐步扩大对外贸易，在首先不对经济体制大改革的前提下搞特区发展外贸，是最容易被采纳的方案。
第二，朝鲜走向软着陆需要外贸优先，引进外资的方式，这需要一个宽松的外部政治环境。正如前面分析，朝鲜领导人目前已经完全巩固了地位的情况下，如果在安全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保证，经济开放的选择将是理性的结果。金正恩还很年轻，应该很清楚持续的对抗以及发展导弹核武的成本，会让经济不堪重负。
其逻辑很可能是通过短期内的紧张促美国和谈，美国谈判对于朝鲜的意义不仅仅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也是为建设朝鲜国内对于国际环境整体判断的基本共识。朝美关系如果解冻，那么朝韩，朝日关系都会松动，朝鲜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就会走向缓和的判断，这样对外开放重视经济的判断就会成为主流。
朝鲜核问题紧张，实际上仅为朝鲜问题的一个症状而已，只要目前的美朝关系的极度紧张没有缓解，所谓的制裁和军事威慑，只能够强化朝鲜内部的旧思维者的逻辑，即不能够放弃强化军事力量和内部的压制，而国内改革对外开放绝对不会被认真考虑。
只有外部环境有所松动，内部的改革开放的新思维者，才有说话的机会和说服别人的机会。政治领导人也才有机会采纳他们的意见，并且动员政治资源来将这些想法变成政策。
第三，与朝鲜的学术和社会交流并非没用。人们一般认为朝鲜这样的国家，知识界基本不存在，即使有，在决策中作用很有限；社会力量更弱，对决策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假设政治领导人在决策中掌控所有信息，并能自己分析，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偏好选择，不需要专业知识和智力支持。
问题在于任何人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能力有限，即使独裁者也需要听取专业分析，特别在外交问题上更是如此。而那些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家庭出身背景是政治精英，这意味着他们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法和视角。
这些新知识和新思维带回去同他们的政治精英的家庭成员，朋友同学的传播，就可能会影响到决策层。如果一味地认定朝鲜的知识界和社会精英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就会认为这样的交流活动没有意义，也就等于自我放弃间接影响政治精英的渠道。
朝鲜自主选择政策转型并非一般认为的不可能，而是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第一，领导人认识到改革开放政策转型的必要性。第二，国内判断政策转型的内外条件具备的共识形成。外部力量的最好作用结果，可能是为其内部共识形成创造条件。仅制裁不对话、仅威慑不谈判的态度，将会让认为“朝鲜不会变”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得到悲剧性验证。朝鲜危机中，硬实力的较量仅为表象，更多的是思维创新的智力游戏的较量。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