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提到戊戌变法，人们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北京城的风云变幻，然而维新派在地方的支持者同样众多，张之洞便是其中之一。
但张之洞对变法的理解，又与维新派有着极大差异。
比如张之洞曾资助康有为创办《强学报》，但很快，康有为的激进观点就引发了张之洞的不满。
他认为康所主张的“平等、民权”是“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
由此也可见他们二人对变法的理解其实完全不同。
张之洞是想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上做到富国强兵，大力建设工业实业，以此对抗帝国主义侵略。
但康有为要远比他激进，他试图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系进行全面改革，这显然超出了张之洞的接受范围。
为此，张之洞还在1898年撰写了《劝学篇》。这
本书一方面是对康有为激进观点的回应
，另一方面则是对保守派“迂说”的批判。书中提出了许多务实的变法主张，还被送入宫中，
呈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
。在光绪帝的推广下，《劝学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后来的知名人士都深受其启发。
张之洞也因此奉调进京准备参与朝政，但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而中途折回。
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
当时，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时，曾对总署说：
“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
但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劝学篇》尽管鼓励变法图强，但书中很多表达又极为保守，
尤其是对清政府的吹嘘言辞
，堪称史上罕见：一上来就是“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后面还有“圣清十五仁政”，“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这类言辞显得实在过于肉麻，与书中倡导变法的部分形成了鲜明对比，难免有些前后矛盾。对此，章太炎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多效忠清室语”。梁启超更是尖锐地说：“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张之洞不仅未遭牵连，反而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在清廷保守派清算维新派时，《劝学篇》中对康有为的批判成了张之洞的“护身符”，使他得以“免议”。这种历史的巧合，实在令人感慨。
不管怎么说，张之洞的思想和行动确实对变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不仅体现了他对时代危机的深刻认识，也展现了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艰难抉择与平衡。
思想层面，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重要理论支撑。这一思想主张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体”，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度为“用”，试图在维护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先进成果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其核心在于强调“中体”的不可动摇性，同时积极倡导“西用”的必要性，这种折中主义的理论框架在当时的思想界引发了广泛讨论。
一方面，它为西方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引入提供了理论合法性，推动了思想界的开放与变革；另一方面，其保守性也限制了思想解放的深度，引发了后世对其思想局限性的批判与反思。
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在张之洞主导的一系列活动中，无疑得到了充分体现。
比如，张之洞认为，教育应首先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这是基础；然后再学习西学，以弥补中学的不足。通过这种方式，西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学，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基于这一理念，张之洞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在他的《劝学篇》中，他明确将西政列为“新学”的重要内容，指出西政包括律例、劝工、通商等方面，并在夹注中说明：“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主张“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
中学堂先政而后艺”。
实践层面，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至戊戌变法期间的一系列举措，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封疆大吏的政治智慧和行动能力。戊戌变法兴起之际，他大力提拔了一批变法改良派人士。变法失败后，这些人大都东渡日本继续寻求变革之路。与此同时，张之洞还选派了一批两湖地区的青年才俊赴日
留学，其中多人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只是讽刺的是，后来这些人大多加入了革命党，成为清政府覆灭的推动者。
除了培养人才，张之洞在实际操作中十分重视现代工商业在富国强兵和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工、商关系上，他更倾向于工业，认为工业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他不认同“以商立国”的观念，认为商业是商品之间的交换，而商品来源于生产，生产又依赖于工业，因此“商务为本”的观点未免本末倒置。
基于这一理念，张之洞在担任多地总督期间，大力推动工业企业的建设。例如湖北织布局、汉阳兵工厂、广东机器铸造厂等重要工业设施，都出自他的主导。这些举措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初步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