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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40年】冯仑罕见万字长文自述:40年,我的“被改革”史

赵民微分享  · 公众号  ·  · 2018-08-28 10:0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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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日子很快在检讨过去、徘徊今天、追求希望中结束了。那是 1982年,知识青年回城让城市的就业压力非常大。着眼于这个问题,我开始用从经济学中学到的点滴,用非传统的方法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个研究也是我当时的毕业论文。


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相继被安排在政府里的经济、党政等各种部门。我考上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 那时中央党校是非常神圣的理论殿堂,于是我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这件事让我很兴奋,因为曾经只是在中学和大学期间研读过马克思主义,但从来没有想过把研究它作为终身的职业。直到进入党校,真正做的时候才意识到这将是我毕生的工作,而且我还要用它换取一份工资来养活自己。


在那里,我一方面享受着旧体制给予的独特照顾。我记得当时在党校常去的一家叫二十四号的商店里,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小本,可以便宜地买到特供商品,而且出门还有车,食堂里有很好的伙食。


另外一方面,我日复一日地研究着马克思主义,寻找着它与现实相吻合的地方和存在差距的地方。


在这段让我感觉稳定的学习和工作的日子里,突然间改革又出现了一种强劲的声音。


农村改革的呼声过去以后,1984年后开始谈城市改革,1987年又开始谈政治体制改革,我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兴奋,不安于简单地在书斋里看书、研究和思考,更希望与现实中的变化有所联系,所以一毕业就主动要求带职下放,去武汉最底层的生活当中去体验。


于是我去到武汉搪瓷工厂做党办的副主任,之后又去了武汉市经委,在综合处任副处长。


从工厂到经委,我每天都体会着工厂的细微变化,同时每天坚持观察、记录每个细节。 比如在工厂里到底是书记说了算还是厂长说了算。工厂书记是一个风风火火的老干部,她看我读书看报,每次讨论事情时总是跟我说:「不读书,不看报,照样作报告。」


我发现那就是她一生的工作方式,每次报告只要念几个经典的教条,就可以永远当好这个书记。我当时不以为然。可是她太会讲了,每次让我讲三四条记下后她就可以做报告。


但是我当时依然认为生产痰盂、搪瓷盆这些产品不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而厂长就是这样一个技术干部,大学毕业以后来到这里。我还记得他总跟我讲,「事儿(产品)要做实做透,要学会算账。」


在这种纠结当中, 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开始研究改革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


很凑巧,当时又有一批青年理论研究者出现,有武汉的「青年论坛」,也有北京的中青年改革研究、体改所、发改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我自然很积极地去跟这些先进分子联系,参加他们的活动,一如现在创业者的激情。



在这种激情澎湃的思考中,我如饥似渴地看着金观涛编写的《走向未来》丛书,原来世界这么大,原来罗马俱乐部在研究未来,还有「增长的极限」等等这样的新词。


我一下子顿悟,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思考背景。我很受感染,开始积极地给杂志投稿,同时在中青年论坛等论坛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思想解放的那个时期,也有各种经济改革的会议。 比如莫干山会议上出现了「价格双轨制」的意见,这对经济改革有很大的影响。之后又有天津会议,京丰宾馆会议等等。


在那次的京丰宾馆会议,我也不满足于只是一个旁听者,最后成为了组委会的副主任,这之后还成为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宣传部长。


就这样,我从学习研究,参与到改革研究的活动中。 后来又开始参与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迟福林、李永春几个同学一起编撰一整套政治体制改革的丛书。



那时候我的一位领导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要求: 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同时完成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身份转化。


我一下明白原来这就是我未来的人生。照这一要求我不能仅仅是一个书生,也不仅仅是理论的后备人员,而应该真正参与到社会的改革当中。从此我逐渐走到了宽广的社会当中。


在1989年之前的那段激情岁月,我就这样被改革推动着,改革的潮流也把我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改革成了一个在现实中不断探讨答案、推动现实改变并身体力行的年轻人。


被改革以后,我变得更有激情,似乎面前的方向更清晰,道路也更加宽广。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麻烦也更多了,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被改到离开往前疾驶的列车,被甩到一个空阔的荒地上,坠落到一个新的海洋里,这个海洋就是市场经济。


我要做的事情也更直接,创办企业,为自己谋生,并且努力不被淹死;我们还要在新的海洋里造一条船,然后继续与陆地上的改革一起被改革、被推动、被前进、被追求希望。



下海与上岸


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个事件,中国前进的列车突然急停、转弯、改道。 原来在车上的人,随着这次「颠簸」,被从疾驶的列车上踢下来。于是我陷入恍惚、迷茫,停在原地四处张望。


可是要生存,要等待下一个时机,我没有选择地去了一家民营企业讨饭吃。过了几个月,心神落定之后,我又琢磨起自己的发展和前程,想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在这期间,原来在体制内研究改革的伙伴先后出来,要么跟我一样在民营企业打工,要么自己做个小买卖勉强维持生计,也有几人投奔到我所在的民营企业。


在来之前,他们也尝试过好几个事情。最后,我们决定共同办一家万通事务代理所,帮别人解决事情,有点像王朔小说《顽主》中的「三T 公司」。


这也是万通的由来,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办。后来,我和王功权、王启富、刘军一起商量,写了章程,拿去注册。遗憾的是,代理事务所没有注册下来。


再后来,在磕磕碰碰中, 我们找到了唯一一件能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就是做生意,而且是脱离原来的公司自己做。


于是在1991年,我和刘军、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六个人先后聚到一起,创办了我们自己的公司: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简称「农高投」,这时,我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6岁,就想有一个像桃园三结义一样的仪式,让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把事业做好的信念。


有人提议说写个承诺,还有人提了一个土招数,说喝酒或者杀鸡喝鸡血,盟誓表明决心。后来我觉得喝酒有点老套,毕竟不是在古代,我们也不是没有文化的土匪草莽,最后没有采纳这个方法。大家就在心里发了一个誓,把公司作为我们信念的载体,而且必须一直在一起。我们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做生意初期,我们没有自己的资本金,一切都靠借款。我们发动所有人出去借钱,从3万、5万、7万、10万、15万、20万、一直借到500万、1800万,直到做完第一个项目才开始赚钱。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了解到,办一个公司,人、钱、项目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


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发誓,要像起初聚在一起一样,一定要把这份事业做好。于是我们把公司的创立日,每年9月13日确定为「反省日」。从那时候到现在将近30年的时间,我们每年都在反省。


第一个「反省日」是1992年的9月13日,我们六个人和所有的员工一起开了两天会,讨论了当时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并记录了下来。


后来由我和功权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通过反省,我们更加明确了在一起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也让我们能够理性地处理商业活动。


我们还把自己的企业文化、使命、价值观浓缩成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后来又浓缩成四个字:「守正出奇」。


尽管我们在主观上很努力地发展万通公司的事业,但仍然有很多缺失和迷茫的地方,比如我们不清楚六个人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江湖关系还是一种怎样的金钱关系。


迷茫的时候,我们经常拿历史故事互相说服,再建立我们的合作模式,比如三国、水浒、太平天国,电影《上海滩》的故事等等。这种方式的确有效,但很辛苦。


1993年,我的好朋友杨小凯从澳洲回来。那时,他在大陆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非常诚恳地问我,「听说你们在做公司,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做的?」我一五一十地跟他讲了讲。


他说:「这很奇怪,中国都没有《公司法》,怎么做公司呢?你的公司虽然叫公司,但你们几个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时怎么签的合同呢?」我说:「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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