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概念的反思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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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叙述，笔者将该观点概括为 “发现说”。上述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以不同的学说观点为标准，同一行为可能产生刑罚上的不同处断后果。具体而言：

一是 “案发”时间的不同界定，可能导致同一行为在量刑上产生较大区别。笔者以实务中的案例为证，如在王某诈骗一案中，王某向唐某行骗 16 次共计 4.15 万元。得知受骗后，唐某要求王某退还被骗钱款，王某拒绝。后在唐某多次追讨下，王某母亲于 2010 年 7 月至 10 月间先后三次返还 9000 元给唐某。剩余钱款经多次追讨无果后，唐某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得知报案后，王某母亲两次汇款返还唐某共计 2.5 万元。 2011 年 2 月 10 日，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后续为唐某追回被骗款 7500 元。 [4] 根据 1991 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申付强诈骗案如何认定诈骗数额问题的电话答复》（以下简称《电话答复》）的规定，在具体认定诈骗犯罪数额时，应把案发前已被追回的被骗款额扣除，按最后实际诈骗所得数额计算。该案中，若将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即被害人报案之时确定为“案发”时间，根据《电话答复》的规定，只能扣除报案之前的 9000 元，则王某的诈骗金额为 3.25 万元，达到数额巨大标准，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但若将“案发”时间解释为公安机关立案之时，则应当将立案之前归还的 2.5 万元予以扣除，则诈骗金额为 7500 元，属数额较大，应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由此可见，“案发”时间的不同认定对量刑有着重要影响。

二是 “案发”时间的界定不同，可能对罪与非罪的认定产生重要影响。仍以上述案例为基础，假设王某在唐某报案以后、立案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全部归还诈骗款 4.15 万元。那么，按照“发现说”的观点，以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即被害人报案时间为“案发”节点，则行为人显然属于事后归还诈骗款物，根据《电话答复》的规定，不能从涉案金额中扣除，如此一来王某的诈骗金额仍为 4.15 万元，构成诈骗罪，并将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但如果按照“立案说”的观点，以公安机关立案时间为“案发”时间，则王某属于在立案之前全部归还诈骗款物，归还的 4.15 万元都应从诈骗金额中扣除，由此王某诈骗数额为零，达不到诈骗罪所要求的立案追诉标准，不构成犯罪。由此可见，对“案发”时间的不同界定，还可能导致对同一行为的罪与非罪产生不同评价。

二、理论反思： “立案说”和“发现说”的结构性不足

以 “发现说”和“立案说”为代表的理论观点均存在不足，未能准确定义和概括“案发”的内涵与外延。

（一） “立案说”之理论批判

“立案说”以最为直观的文义解释方法，将“案发”定义为立案，强调对“案”字的解释，其结果虽符合日常用语习惯，但对案件形成过程缺乏深入认识，因此存在以下不合理之处。

第一，容易造成法律概念的混淆，不利于学科体系的精细化发展。法律概念是法律对各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物、状态、行为进行概括而形成的专门术语。每一个法律概念都有具体而特定的内涵，并且这种含义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不断演变和固定下来的，具有稳定性和专门性。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以立案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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