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段话出自唐德刚《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作于1996年5月22日，刊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三期，后来收入《晚清七十年》，作为第一部第二章。就我所见，这大概便是历史三峡论的起源。
而后只要谈及中国近代史，唐德刚几乎都要推销历史三峡论，足见他的热爱和自信。如在一本论毛澤東的书中，他表示：“……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随之结合“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所在”，为第二次转型规划路径：“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细读唐德刚的文字，不难发现，他虽然提出了两百年转型期的说法，却未一口咬定，而附加了“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等条件，否则，“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那么转型将无限延期，不知伊于胡底。这么说，一来出于历史学家的审慎，二来出于对历史偶然性的防范。而且，高瞻远瞩如傅国涌先生，曾指出历史三峡论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要言之，其价值在于对天下大势的预判，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如三峡之水，一路东流，纵有漩涡、礁石、人工堤坝等障碍，却无法阻止其奔腾，无法更改其航向。
遗憾的是，在这二十年来的传播过程当中，历史三峡论渐渐被简化为一个单调、僵硬的时间点。两百年之说，风靡至今，深入人心，成为了一些人的期盼与另一些人的借口。质疑者同样抓住了这个时间点不放，不管认为唐德刚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他们眼里仿佛只有两百年的期限。这两种做法，都是典型的买椟还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仅扭曲了唐德刚的初衷，还使历史三峡论化作一种浅薄的幻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