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64年起，北京市花费一年多时间，曾经进行过全市范围的街道名称整顿活动。对四个城区的三千五百九十条街巷逐一考评，整合后四城区街道名称留有二千九百九十四条，对带有封建迷信、庸俗及重名的街道更改了约百分之四十，意在清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毒害，修改了诸如思王庵、缠脚湾、狗房庙、八王坟等名称，并登报公布，立柱树牌，汇集整理成册。
即使在那样严酷的形势之下，市委对街道名称的变换还是持慎重的态度。李琪在1965年2月30日一次会议上表示：“旧东西适当保留，有好处……忠孝之类的名称我们也用，孝顺父母，忠于人民。丞相胡同可以不改。”他还明确认为：“红旗、跃进、人民、东风、火炬、向阳等空洞的抽象的政治口号、政治名称不要用，革命的节日、革命的事迹也不要用在街巷名称上，用不好倒麻烦。”
李琪等领导的适时表态一时降低了修改地名的热情，但是更换地名的请求还是经常发生。譬如1965年6月市整顿门牌工作组刘生鑫向市道路命名领导小组组长吴晗、副组长李续刚汇报，建议把“石驸马大街”名称改一改，但吴、李以“石驸马大街是纪念三一八学生运动的地方”为理由，不同意更改，也不让提交市人委行政会议讨论。提意见者愤怒地指责说：“我们北京作为现代马列主义的中心、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寄生虫立碑？这难道是政治挂帅的思想表现吗？不是，分明是对抗。”他们建议把石驸马大街改成“三一八大街”或“黎明街”，甚至取邻近的“鲍家街”谐音，更改为“报佳街”。
对于此次整顿地名的效果，成立于1966年6月的新市委评价极低，认为是“敷衍了事”：“前市委修正主义者，慑于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曾于1965年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对城区街巷名称进行了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整顿’。虽然在广大群众的舆论下也改了一部分名称，但很多并未脱离原来基础，仍将原来的名称体系保留下来。”
对地名的政治挑剔，对吴晗等市领导不作为的不满，已经是北京主事机构内部酝酿已久的一种情绪，到了文革爆发之时已是按捺不住。1966年6月1日市整顿街巷工作组李如琴、张祖恩、程惠兰、常宣琦写信给市人委办公厅，揭发了李琪、吴晗的罪状，信中写道：“千万不要让封建迷信的东西继续阻挡我们人民前进，继续影响下一代，千万不要花了这么多经费，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整顿了街巷名，仍然是为封建反动的残余势力服务。”
1966年6、7月间，新市委执掌大权后，北京市文革运动汹涌奔流，新起的学校红卫兵组织、单位造反组织都不约而同地要求改革不适合时代潮流的已有地名。市人委在1966年9月14日致国务院、市委的请示报告中，回溯了当时的狂热氛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首都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风暴中，对北京的街巷名称提出了许多革命倡议和意见，要求把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街巷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使首都的街巷名称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
报告中称，在讨论街道名称的活动中，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主城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丰台区是二七大罢工策源地长辛店所在地，改为“二七革命区”，石景山办事处改为“井冈山办事处”。唯独没有改动的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朝阳区”，这是五十年代刚刚起名的东部新建工业区，这也意味着除朝阳区之外的所有城区名称都要面临变动。现在坊间流传，当时要把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但从现有开放的档案中尚未发现此议。
涉及城区二十三条主要街道名称的改动，市人委宣称已有了全盘的考虑，报告中不断重申是“经过红卫兵、工农兵和革命群众的广泛讨论”，从城区的方位一 一对应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词语。将横贯首都中心的东西长安街、建国门与复兴门内外大街拟统一命名为“东方红大道”，以体现新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东方红大道的东边道路拟定为“长征路”，西边道路因军队大院居多而叫“解放军路”；沿东方红大道的两侧道路，将依中共党史中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来命名，如瑞金、遵义、延安等，报告强调，将以此“构成为一条革命历史的红线”。最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门至南苑的道路命名为“共产主义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阐述：“显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共产主义大道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