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按照您书中第一章的看法，传统的官方战争史叙与日常行政纠结在一起，这造成了什么特点与后果，而后来战史的撰写是如何从日常行政中“脱范”（或“脱嵌”）的？
孙青：
严格来说，官方战争史叙大致包含了明清中央馆阁书史机制和各地官府主导下的方志书写等不同层级的官修史面向。官修史不仅仅在北京有，地方志实际上也是在官府主导下撰修的，体例往往也与中央机关撰修的志书保持一致。不过，书中所讲的官方战争史叙，没有完全覆盖所有的官史类型。因为本书讨论的对象是甲午战争的即时史叙，馆阁书史是其中最主要的官修史形式，方志尚未参与其中，因此我的讨论集中于这个层面。我后来在针对具体案例时，也较多采用“馆阁书史机制”的表述，以作限定。其实各地方志中也有不少阵亡将领碑传等内容，但它们与行政流程的纠葛较为间接。例如左宝贵的碑传，虽然在地方志中也有记载，但它是根据官方记述转述并加以补充的。这一部分的情况，应留待之后再做进一步讨论。
本书处理的几类清代主要馆阁书史类型，包括国史馆的“忠义传”、实录、起居注等等，其中最重要、最特殊的是军机处下设方略馆修的军事方略。这种专门讨论战争的、官修的军事活动专史，在中国历朝只有清代才有。为什么清代特别强调方略？这一问题恐怕还有待进行深入思考。有一个可能是跟雍正时期的西北用兵有关。方略所记战役，从清入关之前的“开国”诸战就开始了，它反映了清朝不断强调帝国武功的特点。我觉得这大概与清代的王朝合法性有关。因为清的合法性并没有过多借用明代的正统叙事，单一强调“奉天承运”型的权力来源，而是毫不讳言地持续强调王朝武功。
传统的官方战争史叙与日常行政纠结在一起，历史叙述服务于行政目的，造成的结果就是战史书写本身的事件因果链不很明确，呈现出明显的事务化特征。
在方略里，卷首的御制诗、御制文及告天表文完成的是对主题军事行动的事件化叙事。不过一旦到了正文部分，就是高度事务化了，主要是按照时序以摘录章奏、谕旨等公文原文来清理与呈现用兵本末，基本上就是档案的汇编。早期方略还会有“臣等谨案”领出一段编纂史官概括事件或歌颂帝王功德的文字，清中叶以后史官的主动措辞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
那么史官在哪些地方还能有所作为呢？我在写方略一节时做过梳理，比如可以改变档案之间的流程顺序加以辑录。我在关注《平定教匪纪略》时，发现了一种颇为珍贵的史料，就是方略馆在编这份纪略时留下的调阅辑录文献的全纪录《平定教匪纪略总档》，建立于嘉庆十九年正月初八日，终结于嘉庆二十一年五月。方略馆为编纂《平定教匪纪略》必须调取、挑选章奏谕旨，并逐日按文书责任人编目，侧重以事务化取向经纬史事。通过比对定稿发现，他们选了一部分总档的内容编进去，并且有些是改变了顺序抄录的。这是史官能做的事件化历史书写以外的事情。
国史馆修史的情况也相似。“忠义传包”中有很多草稿，都属于史官的日常功课。这些功课包括依据涉及恤忠立传行政流程的所有往来公文（通常为前线章奏、谕旨、兵部开具的传主履历单等）起草、增削、改定传稿。通过比对，我们发现“忠义传”撰修的一般原则是对谕旨“可节不可删”，即不改动谕旨确认过的表达。而对章奏所述阵亡事迹可以概括、归并，但也很少会增加溢出行政公文表述文字以外的史官主观叙述。所以，史书本身并不像我们今天认为的那样，仅仅承载着为王朝修史的政治功能，它实际上更是行政流程中事务性的东西。
国史馆的时候是这样，但到了帝制终结后的清史馆时代就不一样了，清史馆需要盖棺定论。他们自己对于编纂原则也说得很清楚，认为国史馆是“宁滥勿遗”，而自身则要考虑“千秋功罪”。当然，两者的传稿文本是一以贯之的，即清史馆继承了国史馆所有的传稿传包，甚至修纂人员也有不少父子相继的情况，只是编纂原则彻底变了。到了这个时候，历史修纂可以说已经“脱嵌”了。
私人撰史的传统在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甲午战争的私人修史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官修还是私修，基本都围绕同一史源吗？相对于事务性的官史书写，我们更容易接触的是私人修史事件性、史论性的书写，它是否塑造了国人对甲午战争的常识性认识？
孙青：
私人撰史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确实一直存在。但私修史的变化从明末就已出现了。明清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为什么明末私修史突然多了起来？因为《明实录》曾被烧毁过。之前《明实录》不允许大家抄，官方史料是不开放的。后来因为烧毁后开放了，所以就有不少士绅去抄官修史。这时就有大量私修史涌现，但这个私修史是基于官方史料的。清末也是这样，清末关于战争的很多私人修史，实际上有大量的官方史源，而且这个私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士绅。
我看到有学者的研究称之为“幕府修史”，我觉得这种说法还不太精确。因为很多人其实只是底层官员，并不隶属于任何人的幕府。也不是幕府非要修史。我整理了这些私人修史者的身份，包括他们接触到的材料来源。比如魏源编《圣武纪》，他当时担任什么职务能看到这些材料？有很多中低级司员，包括一些在兵部、通政司及各口洋关税司任职的人员，他们因为当时在从事相关工作，所以能接触到这些史料，然后自己回去就尝试叙史。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有关战争的许多私人撰史，有非常清晰的官方档案来源，撰写者往往服务于涉及战时文书流转的官署部衙，至少与之关系密切。虽然私修史的形式仍多使用前代就有的笔记体裁，尤其是“书事文”，但“私史官源”的特点很显著，并不能简单以“野史”目之。不能说，前代的私人撰史就一定没有类似的情况，但至少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私撰军事史中，是能够清晰地看到机制依据的。
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并不是仅仅发生在中国。比如朝鲜半岛的汉文战史，有一位作者李晚焘，他是春秋馆的史官。关于1894年6月21日发生的高丽王宫被围事件，他在春秋馆的日记中是一种写法，在私人的《响山日记》里又是另一种写法。后者细节更为丰富，更为血腥和混乱，包括高宗生父大院君出面谈判、终结乱局这些内容。而原来的《承政院日记》这种文本实际上没有为事件化史叙留下空间，因而无法去描述这些细节。当然他主观上的考虑暂时无法深究。很明显，就对“历史事件”的故事化曲折呈现而言，他更能在自己的私人日记里展开。不过，这类私修史同样也是“私史官源”的。
当然，由于清王朝官修史的开放程度有限，相关信息基本是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知识）共同体内流传。因此人们对历史的一般常识性认知很难直接从此获取，往往需要经过多次转手。本来内外军事活动就是明清私修史极为热衷的主题，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汉字圈各口岸城市的近代传播媒体又因战争报道而高度活跃。文字记载、图片、口说、游艺、教育考试等传播形式，都参与了战时及战后短期内的即时“叙史”，这一方面为私人修史提供了有别于此前的史源，另一方面也当然会影响人们对战争历史的常识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