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宣统三年（1911）正月初七，罗瘿公再次邀请诗坛名家郑海藏、陈石遗、赵尧生、林山腴等来四印斋共举诗社，并以“人日题诗寄草堂”七字分韵赋诗。赵尧生尝回忆说：“半塘僧鹜四印斋，后为朱侍郎居，又为罗瘿公居，曾起诗社其中。梁星海集《瘗鹤铭》榜云‘前后王朱词仙之宅’……”
（《赵熙集》）
后来，罗瘿公虽移寓草厂头条的广州会馆，却仍将梁氏榜书悬挂于新厅上，足见他对“四印斋”的念念不忘之情
（黄濬《花随人圣盦词话》）
。
2017年，我在苏州买到一册《廿四花馆诗钞》，民国刻本，是瘿公友人陈昭常的诗集。书中有《有怀瘿公都门寓斋》一首，诗曰：“四印斋中风物妍，王前朱后各齐肩。一生襟抱明如月，几辈词流化作烟。此室近推名士窟，有时同证美人禅。冷官解作闲居赋，莫道寒酸不值钱。”看来，四印斋当时就已有“名士窟”的谑称。作为王半塘、朱彊村、夏闰枝、罗瘿公四人的故居，这里屡屡成为旧京文人社集觞咏的胜地。在清末数十年中，它不知见证过多少词家诗客的流风馀韵。像这样的“名士窟”，于今日北京宣南的名人故居中，恐怕也并不多见吧。
可惜之后的数十载，红羊劫换、沧桑屡易，四印斋的故事亦无文献可徵。但作为王朱词仙的故宅和《庚子秋词》的创作地，四印斋仍渐渐成为了后世词人的寻访朝圣之所。1975年，夏承焘曾来此凭吊，并写下《玉楼春 宣外校场头条胡同寻四印斋故址……》。当时，夏承焘因“不得其确址”
（语见《夏承焘日记全编》）
，故最终未能找到四印斋的故地。不久前，我又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当今词家徐晋如、魏新河等来校场头条继续寻访四印斋的韵事。不过，从朋友圈中的照片看，他们所到访凭吊的，是今校场头条1号，而那里同样不是四印斋的所在。
二
按四印斋的具体位置，过去记载皆只云“校场头条北口路西”，至于哪一家，却未能明指。数年前，友人李保阳兄惠赐《掌故》
（甲午春之卷）
中，有一篇《王鹏运和他的子孙们》。作者王禹晶，是王鹏运之孙王序柯的孙女。文中说，四印斋在校场头条7号（王序柯1890年即出生于此）。不过，校场头条今7是云南会馆的旧址；如果追溯1960年代前的老门牌，那老7号（今17号）则是山左会馆的旧址，都不可能是四印斋的所在。（这里补充一笔：1960年代前，北京胡同凡南北走向者，门牌多是从胡同北口路西，往南按自然数顺序排号，到胡同南口再掉头向北，沿路东继续排至北口。而今天的门牌，则从胡同北口开始，路西按单号，路东按双号，分别向南排。）
不过顺此线索，继续翻查《北京会馆档案史料》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我又找到1906年与1941年两份会馆调查登记表，发现当年在校场头条北口路西，两份登记表上都记载有三原会馆、云南会馆、宜荆会馆、山左会馆四家的地址。第一份1906年的登记表上，四家会馆的门牌依次为校场头条2、4、7、8号；第二份1941年的登记表中，四家门牌则改为1、3、6、7号。稍稍分析，可知四家会馆的相对位置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之所以门牌号都会向前挪一位，猜想是因为胡同北口第一家，虽有朝东的侧门开在校场头条内，但朝北的正门其实开在达智桥胡同里，故后来只以正门计算门牌号，而不再占用校场头条的1号了（今此宅门牌为达智桥胡同8号，仅一进院落，系民国改建，明显与四印斋不符）。
为了能彻底搞清四家会馆与四印斋的具体位置，这三四年来，我也到校场头条踏访过多次，对路西各家沿街的外墙一一辨认，最终可以确定，北口路西原来共有八户。除北口第一户正门开在达智桥胡同外，馀下的七户皆是正门朝东，即开在校场头条里。若按1960年代前的老门牌，此七户即老1-7号，老3号云南会馆，老7号山左会馆，今院墙仍甚长，可想见旧日规模不小，这与会馆档案中所记会馆房间数也大体吻合。如果将老1号三原会馆和老6号宜荆会馆再排除掉，那有可能成为四印斋的，就只剩下老2、4、5号这三座老宅了（老7号再往南即与芝麻街相交的胡同中口，故不在四印斋的寻访范围内）。今天细细勘访三宅，虽皆已沦为杂院，但度其旧日格局，都无疑曾是两进或三进的四合院，这与夏慧远所云“三进之瓦房”亦相合。四印斋一定藏在其中，但究竟会是哪一家呢？
校场头条北口路西新旧门牌对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