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老官山植物遗存发现于水浸环境，均经淤泥浮选获得。M2墓室南侧底层二号隔室集中出土稻谷、大麻及紫苏等种子/果实，表明古人设有专门存储空间。紫苏与主粮稻谷同储，暗示其地位堪比主粮。三座不同职业墓主墓中均随葬紫苏，表明其非特定群体需求。
紫苏虽具油料潜力，但汉代植物油提取技术受限，动物油脂仍为主导，植物油直至公元5-6世纪方兴起。值得注意的是，《氾胜之书》记载西汉晚期已认知大豆与葫芦籽的油用价值，老官山同期出土大量大豆。而紫苏油记载首见于南北朝《名医别录》，暗示老官山先民可能更倾向开发大豆油料潜能。
古代紫苏食用主要有二途：一为史前遗址（如肖家屋脊、瓦店、龙岗寺、青龙泉等）所示，在主粮不足时作为稻粟补充；二为饥馑救荒，《救荒本草》载其叶实可磨粉充饥。然汉代铁农具普及、耕地扩张及都江堰水利工程推动成都农业高度发达，稻作遗存与水田模型为证，《汉书》更载："巴蜀广汉...土地肥饶，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在此背景下，老官山三墓主应无饥馑之虞。故紫苏随葬表明其在日常生活中超越补充食源或救荒范畴。
除油料与食用价值外，紫苏的药用属性备受推崇。M3墓出土医简详载百余种药用植物，印证老官山先民丰富的本草知识体系。紫苏的大规模随葬暗示时人已认知其药用特性。在中医理论中，运用紫苏体现于"疗疾"与"养生"两个维度：前者针对病后康复，后者不仅涵盖疗疾功能，更强调无病状态下的健康维系。
老官山人骨研究揭示墓主患有多类骨病（骨赘、骨折、骨膜炎、退行性病变及龋齿等），然此类疾患超出紫苏主治范畴，三墓主同时罹患可被紫苏治愈的特定疾病概率极低，且M3医简中未见紫苏药用记载。若紫苏因疗效受医师珍视而入葬，则医师墓（M3）理当比官吏墓（M1）或织工墓（M2）随葬更多紫苏，事实恰与之相悖，这为"养生说"提供了佐证。
紫苏入膳正是其养生功能的典型体现，尤以药粥最具代表性。《尔雅》首载紫苏粥方："（取汁）煮粥食之，令人体香发馨"；后《药性论》《尔雅翼》《本草图经》皆言其"长力气"；更有《普济本事方》《严氏济生方》载"麻苏粥"方：将紫苏子与大麻仁共捣取汁，滤滓煮粥，专治虚羸便秘。值得注意的是，M2墓出土木臼——此物与织造无关，实为舂捣食药之具；而同墓南底二号隔室集中出土大麻、稻谷与紫苏，恰为墓中三大主要作物。制粥工具与原料的并存，暗示墓主生前或制食此类药膳。此外，M3医师墓虽出土铁臼杵，虽多用于制药，亦不排除加工食疗原料之可能。
紫苏在药膳中的另一重要应用是作为药用蔬菜。早在西汉，《七发》已载紫苏炝烩鲤之法；元明清史料更详述其蒸蟹煨鸭、渍梅作酱等用法。M2墓出土鱼鸡牛羊遗骨，暗示紫苏或入荤膳——此类药膳向被认为有健脾和胃之效。其中紫苏煨鱼尤具代表性，此传统延续至今。该墓鱼骨遗存佐以《汉书》"民食稻鱼"之载，表明鱼馔乃老官山墓主族主要肉食来源。故紫苏煨鱼当为其药膳核心应用：紫苏芳香既解腥膻，其温性更可中和海鲜寒性，此效见于《中国药典》所载"解鱼蟹毒"之功。由此可见，老官山墓主珍视紫苏非仅因其蔬用价值，更重其食疗药效。
煎汤代茶乃药膳古法。紫苏饮以叶煎汤，据《本草图经》载可健脾胃、防暑热。南宋《事林广记》记仁宗敕翰林司制消暑饮，列紫苏饮为首选；元人方回亦赋诗盛赞其效。成都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日酷暑难当，此类汤饮正当其用。故老官山墓主崇尚紫苏饮，实为情理中事。
综上，紫苏因芬芳馥郁、用途广泛而深受汉代老官山先民推崇。三座高等级墓葬中巨量紫苏随葬，表明时人尤重其在药膳（粥膳、菜肴、汤饮）中的养生价值。本研究首次为紫苏药膳应用提供考古实证，为理解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演变提供关键物证，史前时期紫苏主要作为辅粮，其独特香气已被认知；至西汉时药用价值凸显，尤以养生药膳应用为著；迄南北朝则紫苏籽油广为流行。值得注意的是，紫苏在八千年应用史中果实尺寸稳定，暗示人类未对其果实进行定向选育，这为理解紫苏驯化史提供了重要考古学视角。
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274053、82325049）、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CI2021A04001）及中国中医科学院创新基金（CI2023E002、CI2023D001）资助。特别鸣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金刚工程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祁耀东研究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温春秀研究员对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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