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美国，费兰特的小说是和卡尔·奥维·克瑙斯高（ Karl Ove Knausgaard ）六卷本的自传《我的奋斗》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人们赞叹这两位作家拥有某种类似的天赋：“当下文学界的两个巨人般的小说家，”约书亚· 罗斯曼（ Joshua Rothman ）在为《纽约客》撰写的一篇网络文章中如是称呼他们，让（约书亚）惊讶的是“通过这种平静的记录完成的系列的、自传性的情感记录”在文化上的趋同性。但用“自传性”来描述这两部作品，其实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
克瑙斯高的小说是自传性的，而费兰特的小说处理的则是自传的问题。克瑙斯高有时候也会写到传记写作的问题，因为他的写作无所不包。他暴露了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中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细节，而不为任何的后果忧虑。但是费兰特更加狡猾，她隐瞒了我们需要用来判定她的作品是否是自传的唯一的东西：她的身份。
“埃莱娜·费兰特是作家自从 1992 年发表她的第一部小说以来就一直使用的笔名。而将自己置于公众目光之下的克瑙斯高，迫使他的读者们去思考文本的言外之意。而费兰特让我们的这一切努力都变得徒劳。也许她是想预先掐断任何的流言蜚语，但是她同样有一个文学议程：她想让她的读者们密切关注到这一点。“将那个个体”——也就是作家——“从公众视线中挪开”，她在她的出版人在 2015 年春天为《巴黎评论》完成的一次采访中如是说，“ 我们会发现文本的内容之丰富超乎我们想象。”
人们有理由相信，费兰特的作品中包含某种自传性的成分。然而，除去她在《巴黎评论》和其他（主要通过邮件完成）的采访中对我们传达的——即她来自那不勒斯，她是凭借“记忆的碎片”写作——那些可以从她的作品本身发现的一些线索。在四部曲中，我们是从“元小说”的框架中推测出其中的一些。费兰特的叙述者和作者的笔名拥有共同的名字。她也写作小说。我们同样也能得到一些风格方面的线索。小说行文是平铺直叙的，对话的直接性让读者们猜测作者本人可能也经历了她安插到她的叙述者身上的一些经历。
当埃莱娜经历了初潮，害怕自己被惩罚，她就将内裤洗干净，然后将湿嗒嗒的内裤穿回到自己身上，那件潮乎乎的衣服，还有锐利的羞耻感带着现实中那种不舒服的湿冷。四部曲也贯穿了社会骚动，我们很难不去想象费兰特本人是否经历了骚乱最激烈的时刻。她一定吸收了意大利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革命精神：埃莱娜对她生命中的那些男人的愤怒——他们对世界新秩序夸夸其谈，却把家务活和照顾孩子的责任甩给她——是非常尖锐的。
费兰特用一种我想可以称之为“情绪明暗对照法”的技巧来强调现实的虚幻。埃莱娜和莉拉之间那种流动的感觉，是非常暧昧的。每一种反应都伴随着它自身的阴影。这两个女人都从未经历过没有憎恨的爱，没有背叛的忠诚，没有嫉妒的骄傲。莉拉，比她身边的任何人都更有魅力，更有想法，出落成一个有绝美姿色的女人，并且和街区最有钱的年轻人之一结婚。她的个性魅力盖过了埃莱娜，后者经常担心自己只不过是莉拉的一个仿冒品。而同时，埃莱娜受益于莉拉被剥夺的教育机会，逃离了这个社区——莉拉留下了，并成为了莉拉本来注定要成为的作家——或者可以说埃莱娜如此深信。她（埃莱娜）一直觉得自己的成功是以莉拉为代价的，而莉拉时不时地也会有这种想法。这种在明与暗之间的摆动赋予了她们的友谊一种太明显以至于不像是虚构的深度和强度。
你也许会说，这些都是笔法。在（小说的）表面之下是古老的主题，因为费兰特同样也属于一个经典作家。和索福克勒斯、和奥维德，和格林兄弟所改编的那些无名的童话讲述者一样，她处理的也是命运的问题，莉拉是一个造物主，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她在小学一年级时进入埃莱娜的生活，完全掌控着自己过人的才华，她如此特立独行，她如此有逐有主见，几乎是内生性的，她读书也要比埃莱娜厉害，一度甚至是班级最好的学生。莉拉在 10 岁时写了一个故事，而埃莱娜将会在22岁时重新读到这个故事，并且发现莉拉的故事就是自己写下的故事的原型——是我那本书的秘密核心。要想知道是什么赋予了我那本书热度，还有一道有力的但看不到的线索贯穿着所有的话，应该分析这个女孩写的故事：
一个笔记本里的十几页纸，生锈的回形针，彩色的封面很鲜艳，故事有名字，但没有作者签名。——《新名字的故事》
《新名字的故事》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