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好歹也是个正部级官员吧，孙中山却告诉他没有办公室了，你自个想办法吧。蔡元培一脸懵逼，最后还是在马相伯的帮助下，在外面租了三间房子算作办公室，也够寒碜的。
搞定办公室后，蔡部长从大街上招来了一辆人力车，前去拜见大总统，不给钱，也不给人，就给了一块教育总长的大印，蔡元培又坐着人力车回来，这个教育部才算是正式开张了。
办公室和大印总算是有了，但是个光杆司令。办公室可以寒碜，人不可以，不但不可以寒碜，还必须是一流的，鲁迅、许寿裳、王云五等一群牛人便是这个时候被蔡元培发现，并请进教育部的。
总共也就三十来个人，办起事来比现在动辄上千上万的部门还牛逼，短短的两个月里，他们分别起草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以及大学的各项制度。
“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实于此时大略完成。”后来的北京政府正是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壬子癸丑学制”。
蔡元培还首次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写进了中国的教育政策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
一般人还真没有这样的气魄和胆量，蔡元培就是这样牛逼。
蔡元培又辞职不干了
据统计，蔡元培一生辞职
24
次，在一个政治混乱、黑白颠倒的年代，辞职其实是一种自我保全、以退为进的手段，当然，前提是你得有那个实力和气魄，不然就是作死了。
1912
年
7
月
2
日，为抵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蔡元培又辞职不干了。
袁世凯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答：“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不卑不亢、掷地有声，蔡元培以
46
岁高龄又跑到欧洲游学去了。
三年后，袁世凯早已命丧黄泉。一份来自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急电再次撩动了蔡元培平静的心：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急，先祈电告。”
或许正是“教育宜急”这四个字真正打动了蔡元培的心，
1916
年
10
月
2
日，蔡元培启程回国。
身边的朋友却并不看好这件事：
吴稚晖说：孑民啊，这天下事呢，你说办得呢，它又办不得；你说办不得呢，它又办得。（意思就是：呵呵，元培啊，你不要那么天真！）
汪精卫说：孑民啊，北大太腐败了，那群学生不是打架就是逛窑子，你要小心你的名节啊。
蔡元培还是要去：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1917
年
1
月
4
日，蔡元培抵达北京，当天的报纸上是这样登载的：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北京成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之举充满期待。
蔡元培注定要改写历史。
大学真精神之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之前，北大是什么样的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采访下附近的妓女。
在北京最为繁华的烟柳之地“八大胡同”，就流传着“两院一堂”的说话：来这里寻欢作乐的大爷，多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指的是参议院、众议院，最高立法机构；“一堂”呢？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全国最高学府。
说北大学生爱逛窑子，还真没冤枉。
在学校里面，学生都不叫学生，叫“老爷”；老师也不叫老师，叫“中堂”。有“老爷”上课还随身带着跟班，上课时间到了，跟班跑到老爷面前，口呼：“大人，请上课。”
体育课更搞笑，体育老师都是这样对学生发号施令的：“大人！向右转！”“大人！向左转！”
这样的地方，能培养出人才那就怪了。
蔡元培决心改革！
五天后，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针对学校的不良风气，蔡元培提出了三项要求：“拍定宗旨”、“砥砺德行”、“挚爱师友”。
并开宗明义，阐发他对大学性质的理解：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的话掷地有声，足以让大雪中的北大为之震撼，也正是从蔡元培的这一句话开始，中国的大学才真正地拥有其独立的人格：
大学就是大学，不是权力的依附，更不是你升官发财的阶梯。
罗家伦回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大学真精神之二：兼容并包，囊括大典
要改革，就要有人才，作为校长，不但要会识人，还要会留人、挖人。挖墙脚，蔡元培最擅长了。
1917
年
1
月，北京西河沿胡同中西旅馆，天刚亮，蔡元培就带着他的金丝边眼镜缓缓而来，探望六十四号房客。
“他还没起，我去叫！”伙计答。
“不必，给我拿条凳子来就行。”堂堂北大校长，一大早便坐在凳子上等待着这位神秘的六十四号房客，而且，不是第一次来了。
这位客人并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名儒，论功名，只是穷酸个秀才，他叫陈独秀，蔡元培要请他做北大的文科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