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人说人命关天。但在文明国家，人命不是关不关天的问题，人命就是天。死于非命，尤其死于公权力之手，就是天塌下来。老百姓甚至会不惜拿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劲头，来跟公权力拼命。还有什么样的压力，能比这压力更大？如此压力之下，哪还死得起人？哪个政府敢懈怠？固然这仍不可能杜绝天灾人祸，仍不可能零死亡，但非正常死亡的最小化则是一定的。
在文明国家中，美国警察的权力可能最大。甚至中国的警察，也常常不免羡慕。但美国警察权力再大，大不过生命，无论有任何理由，都不能碰这个高压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一切，无疑根植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即敬畏生命的传统。即便战争年代，这传统仍不可撼动，所以才有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讲述的故事，我们中国人惊讶，但在美国那其实很平常。所以美国军方才会设立一个特别的部门，不仅战时，而且和平时代，而且永远，在全世界范围专职搜索失踪的美国将士及遗骸，穷尽一切努力，把他们送回国内隆重安葬。这种对生命的尊重，足以令每个生命感动。
也恰恰是这样的国家，即以国民的生命价值为其核心价值的国家，才最强大。因为它最能激发人的尊严，激发人的潜能。不止美国，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二战期间，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是曾在印度接受全套美式训练的国军。此前中国军队基本没有战场救护的概念，战场上受伤即成累赘，受伤即被抛弃，受伤即等于死亡。这对军队士气的打击不言而喻。中国军队缺乏战斗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国军印度受训颠覆了这个传统。其所谓全套美式训练，就包括了战场救护训练，建立了完善的战场救护系统。这给了国军官兵最大的尊重和最大的生的希望。他们真正作为人站起来了，而有尊严的人和没有尊严的奴隶，其内在的力量当然有云壤之别。所以国军才会在滇缅战场异常生猛，常常以一当十，而令全世界震惊：原来中国人不是病夫，原来中国军队也会打仗。
可惜，国军印度受训在中国是特例，其战场救护背后的价值观，并没有融入主流，惠及全社会。中国主流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有两句名言可以代表。一句是战争年代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另一句是和平年代的：“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这里，战时跟和平时期，观念上没有任何分别，即都是轻贱生命。这就注定当时的中国，始终是战时的延续，战争体制和战争思维仍支配着全社会尤其支配着统治机器。也就因此，当时中国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甚至超过了战争年代。
这一切，到了改开时代，确实大有改观。如茅于轼先生断言的，改开时代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下降，不再有动辄成千上万人惨死的悲剧，集中的和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势头得到遏制。这确实是中国社会朝着正常化方向转型的显著标志。但也不得不承认，这转型太慢，固然没有了集中的和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但碎片化的非正常死亡，仍到处蔓延。比如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煤矿、非煤矿山、建筑行业、危险化学品行业、烟花爆竹行业等高危行业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暴力维稳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仍居高不下，如果用“战损率”来替代，当下中国的“战损率”在世界范围可能都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