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与英美相比，法国的历史进程相对复杂些。至少表面上，由雅各宾派等政党发起的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大革命之前的议会制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法国的绝对主义却造就了另一套现代行政官僚体制，这套体制并未被革命摧毁，反而成为影响法国革命走势的决定性力量，最终那些碎片化的、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围绕官僚制扮演了时而进步时而复辟的角色。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中尖锐地讽刺当时法国的这些政党：“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总体而言，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现代宪制体的成熟要远早于政党的形成。在西欧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出于效率的要求，从中世纪晚期就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现代的议会—官僚体系。政党的产生，取决于王权衰落、资产阶级市民政治地位上升以及议会斗争的重要性加强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在时间上已经是非常滞后。政党对政府开始显示出重要性，基本上是19世纪之后的事情了。结果可想而知：西方国家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的坚定支持者。这些脱胎于议会斗争的政党，把选举当成了中心任务，其政策主张无不服务于选举造势之需要。选举党对于现存体制将不再具有批判性，通过多党竞争性选举、轮流执政，甚至可以有效消解社会的变革诉求。对于执政党而言，政策失误最大的政治风险是连任失败，并不需要付出严重代价，政治责任被降到最低。对于反对党而言最多也只是挑战失败，他日卷土重来。政党总体上都是保守的，变革的最大推动力就是选举失败。
与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相比，第三世界的兴起是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重大转折，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转型逻辑。在时序上，早期西欧民族国家是国家先于政党，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则是在政党的领导下发动反殖民政权的起义，仿照早期现代国家的体制模式，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进程的显著特征是，政党的建立先于国家体制的形成，其中，具有领导力的革命性政党缔造了新的民族国家。这些新兴国家中，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要远高于社会，而国家体制的建设也处于模仿、学习和调适中，事实上是由革命性政党来主导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亨廷顿发现，那些现代化中保持了政治秩序的国家，其共同的经验是自觉地将建立政治组织摆在优先地位。这个革命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显然无法简单等同于西方国家的选举党，当然不排除在这些国家中也同时存在一些后起的政党，是出于选举需要而组建，但是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在政治上与这个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争锋。
第三世界的国家-政党关系随着现代化进程通常有两种发展轨迹。一种是完全照搬西方国家模式，放弃对本国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革命性的政党逐渐失去其领导地位和现代化变革使命，安于成为一个选举型政党。林尚立指出：“一旦走上政党建设现代国家的发展路径，在现代国家体系尚未形成的条件下，任何放弃政党主导的做法，表面上毁弃的是政党，实际上毁弃的是整个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国家的全局。”政党蜕变的政治后果相当严重。
对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而言，还存在另一条轨迹，那就是在原来的革命性政党领导下，继续坚持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家建设模式，走自主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发展模式始终需要一个具有领导力和使命感的政党来主导，以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这样的政党不可能与选举党同日而语，它要承担起引领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使命，始终要保持先进性和变革性，我们称之为先锋型政党。
先锋型政党的产生是基于政党产生与现代国家形成的时序，当且只有当政党先于现代国家而产生并缔造了后者，才有机会形成先锋型政党。但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抓住这样的机会，事实上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失之交臂。有的国家是在全盘继承前殖民政权的条件下建立，或者完全在外来干预下立国，又或是政党本身蜕变，这些因素都会严重破坏先锋型政党的机会。当然，对事件发生先后的分析，是一种历史阐释，并非决定论。先锋型政党的形成，除了取决于时序，政党本身的成长历程以及政党在每一个关键历史节点中的主动抉择都非常重要。不难想象，产生先锋型政党的历史社会条件是十分严苛的，从世界现代化历程来看，它确是非常稀罕的珍宝。
先锋型政党，并不等于精英型政党。从政党的组成来看，政党都是由所代表阶级的骨干分子组成，作为本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去参与政治生活，争取本阶级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把党员的“先锋性”，简单地理解为政党的“精英化”。先锋型政党恰恰是对精英主义的寡头统治铁律的否定，因为“精英”并不一定意味着“先锋”或“先进”，而极有可能是“保守”、“落后”。政党中的“精英”对本阶级利益的理解，往往局限在一个狭隘的寡头团体中，并且越狭隘就越能凸显其精英性。米歇尔斯尖锐指出，政党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势是党的精英抱团成为一个封闭的特权等级，而普通党员的参与愈发消极。精英对应的是大众，先锋对应的是落后。先锋型政党强调党员的先锋作用，主张的是一种全面开放和广泛参与。全面开放性，在于超越特殊利益的政治立场，一言一行都要代表最广大的社会发展整体利益；广泛参与是指，全体党员作为本阶级的先进分子，都要积极参与党的事务和党的活动，对社会产生引领性作用。
政党的先锋性，归根结底取决于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先锋型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必须是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代表了社会整体利益。一个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社会最广大的那部分利益，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对此，马克思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通常来说，在社会中处于革命地位的阶级，其政党在一定时期内会扮演先锋的角色，但是随着该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政党的历史角色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从革命到保守的变化过程，与之相应的就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蜕变。与历史上出现过的统治阶级相比，只有无产阶级才从根本上具有革命特征，因而也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可能始终保持先锋型政党性质不变。
从历史上看，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有些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来发动的，可以说在这个时期，这些资产阶级政党能够代表社会最广大的那部分利益，即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本民族的独立政权，彼时他们还可以说是“先进分子”，具有一定程度的先锋性。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原有的先进性，也就不可避免地滑向选举党。已经化身选举党的那些政党，如果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与其他政党竞争政权，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就将越来越狭隘，过分依赖于一个精英结构来维持统治。这正是某些拉美、东南亚国家威权主义的根源。只有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从根本上远为宽广，才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引领国家整个现代化进程。
作为现代国家的缔造者，先锋型政党的执政地位是国家宪法所规定的，这使先锋型政党相对于选民群体具有较为超脱的地位，可以心无旁骛地追求长期的治理绩效。尽管先锋型政党也十分重视选举，视之为执政合法性的制度性来源之一，但是先锋型政党更多仰赖于持续优良的治理绩效，而不是简单通过票数来寻求名义上的多数支持。相反，那些以选举为中心的政党，本质上都处于交易结构之中，不得不将自己限定为社会中的某一个部分来寻求选票最大化。被交易结构支配的政党基本上是保守的，以维护现存体制为前提，尽管有的政党自称为“保守主义”，有的自称为“激进主义”，实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取悦于不同的选民群体。对这些政党的理解，如果不加分析地追随这些政治话术，就很容易被误导。西方政论家鼓吹的“忠诚反对”，不自觉流露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政党，就应该是保守原有政治秩序的，用政策承诺兑换选票。在政党内部，也同样形成交易结构，正如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党内的权力无非就是依照这些矛盾冲突的线索来权衡与分配的，由此形成了政治型领袖集团中的交易结构。”对于这些政党而言，政治权力的运作完全服膺于商业交易逻辑，进而服务于市场中占支配地位的集团的最大利益。
先锋型政党彻底摆脱了交易结构。它的先锋性从根本上取决于政党的先进性，也就是该政党代表了最广大的社会利益，为整体利益而服务。先锋型政党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执政理念上，都不会是狭隘的，不可能固定地服务于某一个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一方面，先锋型政党要从一个社会整体出发来制定政策、统筹全局，它是通过社会整体发展来争取支持，而不是突出社会某个部分的特殊利益来垄断权力；另一方面，先锋型政党注重统一领导和团结社会，全方位实现社会组织化，并以政党的组织运作来加强社会各个部分的整合，凝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