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不服不行，重温亨廷顿的五大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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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和多元化的。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 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

美国与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力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

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

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 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上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

亨廷顿甚至说，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尽管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根植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

一点感想：这些年，对中美之间可能冲突的讨论，主要是建立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基础上，即收成者与挑战者的关系。亨廷顿的理论有这个影子，但又不限于此，他更多强调的是西方与亚洲的价值观的差异，强调的是这种差异的全面性。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其中有的内容是比较虚的。让历史来验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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