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真善美的幕后
孙犁《读小说札记》谈到了汪曾祺的小说：
去年读了汪曾祺的一篇《故里三陈》……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情节虽简单，结尾之处，作者常有惊人之笔，使人清醒。有人以为小说，贵在情节复杂或性格复杂，实在是误人子弟。情节不在复杂，而在真实。真情节能动人，假情节使人厌。宁可读一个有人生启发的真情节，不愿读十个没有血肉的假情节。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21
汪曾祺和孙犁的读者，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他们所欣赏的，是两位作家笔下（或许共通的）恬淡、宁静、无为，好像那是一个与世隔绝，却又无比真实、可以自由出入的桃花源。
对虚构作品提出“真实”的要求，是普遍现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说：
小说是第二生活。就像法国诗人热拉尔·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所说的各种梦，小说显示了我们生活的多样色彩和复杂性，其中充满了似曾相识的人、面孔和物品。我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恍若进入梦境，会遇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物，让我们受到强烈的冲击，忘记了身处何地，并且想象我们自己置身于那些我们正在旁观的、虚构的事件和人物之中。当此之际，我们会觉得我们遇到的并乐此不疲的虚构世界比现实世界还要真实。22
绝对的真实当然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孙犁推许的汪曾祺的《故里三陈》，还是他自己创作的“强加小说之名”，来自真人真事的作品如《芸斋小说》，都是一定意义上的虚构作品，也都可以笼统地以真善美来称赏。
总结个人创作经验，汪曾祺常常强调细节的真实，“情节可以虚构，细节则只有从生活中来。细节是虚构不出来的”（《细节的真实》）。不特如此，他的小说一般是有所依凭，故事和人物都有原型。人物原型的性格乃至形貌，故事原型的来龙去脉，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中，有些人物反复出现，可能在不同的篇目里有所变化，但原型肯定是同一个。如《陈小手》中一笔带过的李花脸：“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23李花脸在《徙》中的“戏份儿”就多了些：“东街有一个老中医就是这样。此人外号李花脸，满脸的红记，一年多半穿着紫红色的哆啰呢夹袍，黑羽纱马褂，说话是个齉鼻儿，浑身发出樟木气味，好像本人也才从樟木箱子里拿出来。”24《故乡人·金大力》中出现的金大力的老婆，在《兽医》中成了给小顺子妈说媒的“金大娘”，仍然是开茶炉子的。
如前所述，汪曾祺像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把他对“人境”真实的情感凝聚于笔端，虚构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带有体温和气息的“人”。
汪曾祺为《沈从文谈人生》所写的序言中说：“什么是沈从文的宗教意识，沈从文的上帝，沈从文的哲学的核心？——美。”25美在汪曾祺的文字中，有来自生理的直观感受，也有掺杂了对健康人性的颂扬，对不受束缚、未曾被扭曲的事物的赞美。
在他一篇很短的散文《河豚》中，忽有一段闲笔：
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江阴乡下出了一件命案，“谋杀亲夫”。“奸夫”、“淫妇”在游街示众后，同时枪决。毒死亲丈夫的东西，即是一条煮熟的河豚。因为是“花案”，那天街的两旁有很多人鹄立伫观。但是实在没有什么好看，奸夫淫妇都蠢而且丑，奸夫还是个黑脸的麻子。26
因为“奸夫”、“淫妇”长得蠢丑，连看热闹的热情都没有了，也从反面说明作者希望在生活中看到的一切都是美的。而他很多作品的创作动因，来自真实的美的触动，如创作谈《关于〈受戒〉》回忆小英子的人物原型：
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气息。27
在他笔下，自由的人物尤其是女性，都有难以言说的美，如《窥浴》中借岑明的眼睛写他的老师虞芳：
她乳房隆起，还很年轻。双腿修长。脚很美。
岑明一直很爱看虞老师的脚。特别是夏天，虞芳穿了平底的凉鞋，不穿袜子。28
《薛大娘》中，卖菜兼给人拉皮条的薛大娘，不但不使人感到猥亵、厌恶，还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健康的、自由的女性：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29
汪曾祺创作于1995年的短篇小说《鹿井丹泉》，是根据高邮当地民间传说改写的。故事很简单，和尚归来与母鹿相恋，诞下鹿女。鹿女美貌，遭一屠户当众猥亵，跳井自尽。作者并有按语说：“此故事在高邮流传甚广，故事本极美丽，但理解者不多。传述故事者用语多鄙俗，屠夫下流秽语尤为高邮人之奇耻。因为改写。”30汪曾祺所说的“理解者不多”，大约是庸众忽略了故事中人性的、自由的美，只把道德强加于人物身上；像故事中的屠夫一类恶棍，更以摧残这种美和自由为乐，这是让人悲哀和愤怒的事情。
作家张炜评价孙犁和汪曾祺：“孙犁和汪曾祺都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自己身处的现实潮流，尽可能地保存了自己生命中应有的单纯和朴实，具有一定的精神自由。”31
美有千千万万种，小桥流水的美，大江东去的美，各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汪曾祺的自我判断是准确的：“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汪曾祺自选集〉序》）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