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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小镇理想中，类似重新找回了儿童时期的认知地图：对孩子来说，随着离家距离的增加，信息密度迅速减少，认知向外扩散；而离家越近，则有越熟悉和舒适的体验。
法国普罗旺斯的中世纪山顶小镇圣保罗·德旺斯
小镇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日常生活的主体。尤其是一些类型化的特色小镇，代表着特定的居住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消费方式，也发挥着产业集聚、高新技术集聚或高端人才集聚的功能。美国一个生活方式网站曾邀请读者在55
类744个小镇中投票，评选最喜爱的美国小镇。这些候选小镇的类别包括农贸市场、博物馆、冒险旅行和家庭旅馆等，最终桂冠被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小镇摘得，理由是其“诱人的乡村风情、啤酒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街道”。仅一项投票就可以把小镇分解到55
个类别，可见小镇的特色对生活和生产的创造性意义。
而在中国语境下，小镇的问题就更为复杂，也更多层面。中国的城镇化在国际上并没有对应的参照系，事实上，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8%到2016年的57.35%，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城镇化历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典型的突变性，而且是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等不同阶段并存的。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如何在拥有庞大农业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课题。谈论小镇，不只是谈论后现代社会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探寻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更均衡路径的可能性。
乌镇东栅老街（张雷 摄）
小镇问题不是第一次提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注意到乡镇企业带动的苏南小城镇的复苏迹象，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认为小城镇应该在未来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鉴于中国的历史、人口、城镇规模、发展速度等因素和条件，我们不得不走从农村小城镇开始，逐步城市化的道路，必须自上而下地发展起多层次的犹如金字塔型的经济中心，以此来最大限度减低高速现代化和都市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保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平稳进行。”
这被视为一条自下而上的“内生型”城镇化路径——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大城市的层层递进。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我们实际上选择了另一条自上而下的“外生型”道路，引进外资、技术与原材料，经加工后再出口，利用中国低廉的人力资源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城市化的突飞猛进，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城市在空间上扩大了3倍，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但是，在城市化高速增长的背后，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也导致了结构性的不平衡。
同云计算产业一同成长起来的新形态：云栖小镇
（张雷 摄）
一方面是大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2000年以来，表现为外部资本和经济介入的大面积城镇化，内部结构则表现为大城市急剧扩张、小城镇经济缓慢；大城市繁荣，小城镇衰落；大城市人口拥挤，小城镇人口稀疏；大城市增长强劲，小城镇发展乏力。最终，从小城镇底端到大城市高端，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全部呈现出于城镇体系相反的“倒金字塔”结构。
另一方面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落差。外向型经济是由城市政府与外来资本主导的，在这一过程中的城市扩张伴随着乡村资源的削弱，以及本土农民的边缘化。农民不仅会失去土地，也无法进入和融入在其原有土地上新建的企业，这也是导致我国“土地城市化”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原因。
乌镇东栅传统制酒工坊（张雷 摄）
某种意义上，“十八大”以来推行的“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等政策又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道路上。“新型城镇化”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城镇化”：2.8亿农民工和80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人口”——虽然在计算城镇化率时被统计进去，但因城乡二元户籍限制，他们在居住的城市里并没有享受到同等的公共福利——最终是融入城市还是回流到原居地？回到原居地的话，是回到农村还是附近的城镇？全国2万多个小镇，能否成为弥合目前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落差的缓冲地带？
重新回到小镇，就要与巨大的政策惯性相抗衡。与国外的各级城镇建制的平等不同，我国行政体制是层层管辖的，小镇是空间规模最小和行政级别最低的非农业聚集区，处在利益结构的末端。因此，新型城镇化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这一制度变革需要找到新的突破口。
创新驱动的“特色小镇”发端于浙江经验。我们在这组报道中也呈现了两个典型的浙江小镇样本，一个是由传统旅游产业迭代而来的乌镇，另一个是汇聚最尖端“云产业”的云栖小镇。两者看似小镇特色的两极，其实也体现了新兴小镇的某种共性。乌镇的木心美术馆、戏剧节、互联网大会，其实早已超越了对传统乡土的想象，但是谁都愿意沉浸在这个只有古镇才能营造出的乌托邦幻梦中。而云产业和云大会选择离开城市中心，也应对着新经济对创新空间的需求。
